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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卫文麿 太平洋战争时期的京都学派:知识分子如何成为权力的帮凶

导语:在《蔷薇花与十字架》一书中,杨不风借京都学派哲学家在太平洋战争时代对政治的介入,谈论了知识分子是如何被裹挟到历史洪流中,又是如何通过意识形态影响政治建构的。在杨无锋フウカ's看来,“哲学和艺术显然更适合提供一个思想镜头来审视全局,激发面对历史洪流的战斗精神。他们往往会不由自
在《蔷薇花与十字架》一书中,杨不风借京都学派哲学家在太平洋战争时代对政治的介入,谈论了知识分子是如何被裹挟到历史洪流中,又是如何通过意识形态影响政治建构的。

在杨无锋フウカ's看来,“哲学和艺术显然更适合提供一个思想镜头来审视全局,激发面对历史洪流的战斗精神。他们往往会不由自主地以国家和民族的名义把大家带入集体行动中,并相信确实有一个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国家和民族是他们宏大叙事中的主要话语。”然而,从本质上来说,哲学和艺术并不热衷于为国家的崛起和民族主义行动提供理论上的背书,但首先,它们依赖于从事哲学和艺术工作的人。

当军国主义建立起专制政权时,京都学派的一些学者选择与国家权力主动合谋,为日本的军事扩张政策提供了一套“合理化”的哲学说辞,他们也由此成为了权力之恶的帮凶;另有学者对时任政府抱持批判的态度,尽管这些努力不见有任何效果。

如果为政治蓝图勾勒的理论框架不是基于对现实语境复杂性的分析,那就值得警惕。然而,理论的加持往往使知识分子对权力之恶的辩护更加“扑朔迷离”。

美军在日本广岛投下的原子弹在空形成的巨大蘑菇云

这段日本战时思想史可以从两周前日本偷袭珍珠港和太平洋战争爆发说起。1941年11月26日,京都学派的四位成员,即所谓日本浪漫主义的艺术家高坂正彦、高山岩彦、铃木康士和西屋敬二,以及其他一些学者参加了当时日本《读书》杂志中央舆论学会举办的圆桌讨论会。会议名为“世界历史和日本的地位”。这个名称包含了京都学派发展起来的一套世界史哲学,吸收了德国历史学家利奥波德·冯·柯蓝的历史主义思想。抛开这一历史哲学体系,仅仅与日本对立的世界史,就已经展现了大日本帝国崛起时期日本思想家的自信心态。除了京都学派的哲学家之外,还有在中央舆论学会论坛上大声疾呼的诗人、音乐家、电影工作者、文学评论家和历史学家,但他们也与高喊“大国愿景”的中年思想和中年文艺人士的职业构成相似。哲学和艺术显然更适合提供一个思想镜头,在历史洪流面前放眼全局,唤起斗志。他们常常以国家和民族的名义,不由自主地把所有人带入集体行动中,并相信确实存在一个国家和民族是他们宏大叙事中的主要话语的历史过程。

这些身具浪漫气质的人文学者与国家权力的主动合谋,跟关心务实的国家治理、社会组织的法学、经济学学者在日本军国主义崛起过程中的遭遇恰成对比。早在 1932年“五一五事变”后,日本军部势力不断做大,文官政府式微,法律和经济专家就开始丧失在政界的影响力。1932年10月日本宪政学家美浓部达吉的着作和主张被当局禁止。美浓部达吉是1912—1926年大正民主时代声誉卓着的宪政学家,他所主张之“天皇机关论”对以“立宪政友会”为首的政党政治家们颇有影响,其在 1912年发表的着作《宪法讲话》几乎被所有日本大学采纳为标准法学教材。但时至昭和年代,脆弱的大正政党民主制逐渐瓦解,美浓部达吉也被主张“天皇主权论”的右翼教授以“不敬”之名抨击,为当局压制。三年多之后的“二二六事变”中,残存的文官政府再次遭到右翼军人清洗,这次死在暗杀者手中的包括大藏大臣、银行家和经济专家高桥是清。

哲学艺术本质上并不热衷于为民族崛起和国家扩张提供理论背书,而是首先依赖于从事哲学艺术工作的人。就在美浓部达吉事件发生后,京都学派的大师西田幸太郎在日记中写道:“我为美浓部达吉感到难过——未来会变成这样,我们将无法研究公法,尤其是,我们将无法研究真正的国史。”尽管被同事和学生批评缺乏对现实政治的关注,西田一谷太郎对当前形势的感受无疑是准确的。这种感觉与他早期的政治倾向有关。《日本政治哲学》一书的作者Gorto Jones提到,西田在中学时期就对当时的宪政运动充满热情,阅读民主思想家福泽谕吉的著作,并在1889年明治宪法颁布时与一帮学生合影。不幸的是,作为改革的老手,萨摩-常州藩属联盟阻碍了日本走上一个健全的宪政国家。1890年在所有重要的学校活动中宣读的《皇帝教育令》确立了对皇帝和国家忠诚等保守的儒家价值观作为学生的道德标准。西田对此非常反感,和同学一起退学抗议。此后,进入京都帝国大学的西田越来越远离政治,潜心修习禅学、研究西学,对费希特、黑格尔乃至当时德国最具影响力的现象学都有很好的了解。1911年发表《善的研究》,开始构建以绝对虚无概念为核心的哲学体系。1913年,西田担任京都大学宗教研究讲座教授,并晋升为第一任哲学史讲座教授。他与同事田和他的学生西田启智互动,逐渐成为一所学校。然而,当前形势的变化使西田无法置身于政治局势之外。当军国主义建立专制政权时,作为一个主要哲学家,他再也摆脱不了现实的干扰。

京都学者西田一宫

美浓部达吉事件后不久,教育部设立教育与学术复兴委员会,西田与同事田边元、和辻哲郎被要求参加。他和这个委员会的教育改革思想完全对立,对此只能消极应付。1936年的“二二六事变”让西田明确意识到军国主义将把日本引向灾难。但次年他在贵族学习院任教时的几位学生近卫文麿、木户幸一和木村毅擢升为政要后,西田不得不在后者的邀请下进一步卷入政治漩涡。这一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开始,西田和他的这几位学生尚且还对军方主导的扩张政策持批评态度,西田发表演讲,呼吁尊重世界上诸民族的多样性。在给木村毅的信中他写道:“我想我们必须思考处于世界中的日本,不仅仅是日本的日本,否则像‘大亚细亚主义’之类的东西将毫无意义……”1940年时任首相的近卫文麿提出“大东亚共荣圈”的主张,从中可以看到西田思想的影响。木村毅甚至安排老师与海军将领高木惣吉会见,希望他能影响军方开明派。但西田对于介入政治仍保持谨慎的态度,他小心地与当局的极端民族主义说辞保持距离,发表数篇文章试图批判地评论日本帝国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的重要文献《国体本义》。这些努力却又不见任何效果,尽管他拥有给天皇做新年演讲的殊荣。

相反,他在京都学校的同事投身于政治。何哲朗积极参加教育学术复兴委员会的活动,参与撰写臭名昭著的《国风本义》。三木清成为近卫文麿发起的新秩序运动的智囊。尤其是京都学派的另一位创始人田,在教育和学术复兴委员会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他还鼓励学生投身帝国战争,发表了一系列军国主义宣传文章,为日本的军事扩张政策提供了一套黑格尔式的哲学修辞。1940年,西田私下对一个学生说:“田边这个家伙是个彻头彻尾的法西斯!”

田边元于20世纪20年代初在西田的支持下留学德国,师从当时的哲学新星海德格尔,在日本发表了最早介绍海德格尔思想的文章。1924年在归国的船上田边研读了康德的《判断力批判》,为他后来发展出的一套历史目的论打下伏笔。思想日趋成熟后,在发展西田几多郎绝对无概念的同时也开始批评自己的这位师友。与许多同道一样,田边认为西田看重的纯粹经验仅仅是一种稍纵即逝的静止状态,缺乏辩证的发展,他过于忽视真实世界,忽视民族、国家的重要性,由此田边发展出种族的逻辑理论作为对西田场所逻辑的超越。1942年9月29日田边元在京都海军学校的秘密会议上发表了题为《论共荣圈之逻辑》的演讲,《扞卫日本的太平洋战争》的作者戴维•威廉斯特意将其译成英文。田边在演讲中用非常纯粹的哲学语言论述了从家庭、国家到种族共荣圈的辩证发展。家庭、国家在他看来都不是静态的稳定结构,它们虽然具有纵向的权力等级秩序,但在横向上却面临变动,家庭必然经过通婚接受其他家庭的女性成员,国家则始终经受保守与改革的角力,改革与保守又造成不同国家之间先进与后进的横向差异。差异造成冲突,冲突又必然寻求和解。田边以为不同国家之间的冲突将通过种族共荣圈消解,而共荣圈的建立必然且必须依赖一个纵向上的地区霸权,最终实现横向上的国与国之间的平等与整合。无疑,日本是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无可推卸的担纲者。

京都学者田

到1942年11月,中央公论社又相继举办了多场讨论,其中两场分别以“大东亚共荣圈的伦理性与历史性”和“总力战的哲学”为题的会谈成果于1943年与“世界史的立场与日本”的成果一起结集出版。京都学派哲学家此时试图为日本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进行理论辩护。尽管他们出于大亚细亚主义的立场意识到难以为日本侵华找到合理解释,却又强调这场战争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日本继承了欧美帝国主义的残余;另一方面,如果日本果真承担起世界史的角色,这场战争就具有了道德含义,是日本对亚洲国家的解放战争,太平洋战争更是东洋道德与西洋道德的直接对决。在日军已于中途岛海战失利的情况下,哲学家仍旧徒劳地用自己丰富的学养为战争做出种种理论美化。铃木成高直接断言:“市民的、资本主义的秩序所构造的国家正在崩溃中,现代的世界观也在崩溃中。……总力战进行于现代陷于穷途末路之时。换言之,总力战即是现代的超克。”高山岩男甚至能将佛家思想与战争捆绑,他声称东洋道德就在于超乎善恶相对的大乘立场,而非持善恶相对的小乘立场。西谷启治则一方面以“脱落自我”“减私奉公”的伦理观鼓吹战时动员,一方面幻想日本也应否定自身私利,考虑别国立场,向世界大同提升。

从近卫文麿在西田等知识精英的大亚洲主义影响下提出的“大东亚共荣圈”的美丽辞令,到田边和西加什主动构建共荣圈理论为战争辩护,京都学派的哲学家们在渴望成为黑格尔时代精神代言人的道路上越走越远。1943年,西田也更深入地参与政治活动。与和更开明的海军高官保持联系不同,他今年被陆军邀请参加国家政策研究中心会议。抱着可能影响东条英机政府的心态,他在会上提交了《世界新秩序的原则》一文,但该文很快被退回,理由是难以理解。西田把文章交给田边,让他简化重写。田边改写的文章交给了东条英机和陆海军首长。西田仍然担心重写后的文章能否准确传达他的理念,即日本精神不局限于中华民族的国粹,而是具有全球视野。然而,无论当权者是否理解他的想法,东条英机在2006年11月大东亚会议上的讲话很快让他彻底失望。文章《新世界秩序的原则》让西田在战后犯下了勾结日本极端民族主义的罪行,尽管他在1945年战争结束前就去世了。

“大东亚共荣圈”示意图

戈托-琼斯在他的着作中将西田视为日本战时一个不成功的政治异见者,极力将他与他的京都学派同仁们拉开距离,试图重新发现其政治哲学在日本思想史上的意义。常年生活在日本、尖锐批判美国霸权地位的戴维•威廉斯更进一步,将田边元和整个京都学派的战时政治哲学视为反抗仍由美国主导的白人文化霸权的思想资源,因此处处为京都学派开脱,强调若干京都学派学者从1942年2月到 1945年月一直与反东条英机的海军将领会面,甚至可能策划了刺杀东条的计划。在这样的思路下,这位作者自然也质疑了美国主导的太平洋战争书写史上中国完全无辜的受侵略形象。然而无论是西田这位失败的政治异议分子,还是可能也怀有一个“和平崛起”的日本之梦的田边与其他京都学派成员,不管他们从理论上构建出多么完美的国家与世界图景,在政治强权和武装暴力面前他们毫无力量可言。西田本人虽然德高望重,从1944年起也因为“过于西化”的言论受到日本教育部思想审查机关的监视。日本战前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者户坂润和三木清这两位曾经的京都学派成员也分别在战争结束前后惨死狱中。京都学派哲学家们更无法无视的是军部专制在日本国内及国外犯下的种种罪行。

知识分子被权力埋没的悲剧虽多,但学者们总是不厌其烦地重蹈覆辙。他们的宏观理论,看似高瞻远瞩,引领时代,不过是重复前人的老逻辑。看看那些读了卡尔·施密特的《陆地与海洋理论》,以为把握住了时代脉搏,甚至拿着书袋给军事将领们写了一封信的年轻人,就像京都学派的成员试图影响日本帝国海军一样。看看那些一味回到古代,挑出主权来谈,然后支持国家威权主义的新“新儒家”,以及鼓吹皇帝主权却被权贵政客视为棋子的帝国主义学派,甚至还有哪里比京都学派的“大东亚共荣圈”理论更有中国独特的、不同于西方霸权、践行王道的所谓世界眼光?更不用说曾经执掌中国中央舆论的知名学者,以中国历史文化的特殊性批判西方民族国家的发展道路,寻求中国对西方的优越感。他还引用了另一个东方历史东京学派的类似思想,不知道他是否和那些世界史哲学家一样清楚地意识到,所谓的优越感一定是建立在战争之上的。诚然,思想家总是为自己准备几个洞穴,以避免来自不同方向的攻击。当他们曾经为之欢呼的历史潮流涌向意想不到的地方时,他们会立即用理论的流畅度与之划清界限,海德格尔在战后抱怨他的尼采研讨会是对纳粹的严重批判。无论如何,他们都难逃主动无视权力之恶,成为权力之恶的被动帮凶的指责。

本文节选自《蔷薇花与十字架》,原题为《太平洋战争时期的京都学派》。标题为编者所加,原文有部分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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