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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曙光 专访|龚曙光:我是商人 但也能成为好作家

导语:“日子疯狂”新闻发布会。在各种意义上,龚曙光是个成功的企业家。他出生在中文系。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受过严格的文学训练”。他在大学和文学联合会也有工作经验,总是和文字打交道。但在90年代末,他开始涉足文化产业。先是创办潇湘晨报,后成为中南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掌舵人,2012年

“日子疯狂”新闻发布会。

在各种意义上,龚曙光是个成功的企业家。

他出生在中文系。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受过严格的文学训练”。他在大学和文学联合会也有工作经验,总是和文字打交道。但在90年代末,他开始涉足文化产业。先是创办潇湘晨报,后成为中南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掌舵人,2012年荣获央视第十二届中国经济年度人物。

现在他又出书了。不是那种成功学或者“商业密码”之类的,而是一本地地道道的文学作品。

拱墅光

谈起写作缘由,他说是偶然拿起了一本鲁迅先生的手稿,就想到以前的作家都是拿毛笔写字,慢下笔、谨作文,现代人则唯恐打字不快,无聊。所以他也拿毛笔写,开始时是抄文章,后来说不如自己写,于是故乡、亲友这些“生命里最底色的东西”就浮现出来了,也就成为了现在这本《日子疯长》。

上海书展期间,新闻发布会的人很多,不夸张地说有点人气:友谊馆空不算小,但还是有很多读者和观众只能站在过道里。龚曙光说,他当然知道这是韩少功和苏童为他“站台”的原因,但他也有些自信地说,“读者不会说这本书对他一点吸引力都没有。”

韩少功

克制地书写小人物的命运

韩少功和龚曙光是同学,是老乡,但他说这几年接触不多,所以龚曙光给他看稿子的时候有点惊讶:你这本书今年的经济数字不是应该给经济学家看吗?但是看完之后,他又惊又喜。“然后他特别感动。”

“第一个是他那种悲悯的情怀,对小人物、卑微生命的关切和同情在字里行间,让我特别动容。”韩少功甚至将这种关切和同情,与自普希金开始的“人民性”相接续。“从普希金开始,俄国文学,甚至包括他们的音乐、美术,对人民、对土地的关注,是20世纪对中国文学影响最大的元素。所以在龚曙光这里,他悲悯的情怀继承了这样的传统。”

然后,他也觉得《疯狂的日子》中的人物塑造非常成功。在韩少功看来,很少有著名作家把奶奶写好,甚至很少有人能记住他们的小说。“龚曙光的书虽然是散文,但人物却非常生动逼真。”他认为,龚曙光对这些人物有情感冲动,但他可以克制输出。“从专业作家的标准来看,这是非常令人惊讶的。”

苏童不太写散文,也从很小就离开了乡村,但他在读《日子疯长》时,竟也读出了“感同身受”,他觉得这是特别惊喜的阅读体验。在苏童看来,龚曙光在写人物的时候,保持了一个很好的状态:“他特别松弛,所以某一个惊人的声音来到他脑子里时,他能忠实地依照记忆不加理性推导,不加太多泛滥的感性修饰把它写出来。”

在苏童看来,人之所以能写得好,是因为它是龚曙光充实而真实的人生经历,而不是杜撰出来的。“为什么我们写不好人物?是因为你记忆中的人物不丰满,不扁平,不抽象。虽然你有很好的技能,但你不能让一个无聊的空洞的人变得有趣。”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特别丰富的记忆会导致特别完整的文字,带来完整的形象,就像《天都疯了》里的蔡先生和他的姑姑一样。"

苏通

故乡并不一定成为文学的“故乡”

“日子过得很快”的主题之一是家乡和失落的国家。事实上,在一个快销时代,“慢”正日益成为稀缺资源,并逐渐受到市场青睐。比如的《往日的慢》和董的《我父亲的散文诗》,歌词是唱的,都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召唤出来的。

在苏童看来,一个作家无论怎么折腾,写来写去终究会写到童年。“童年在什么地方,在什么时候?就在故乡。你在刚刚开始写的时候,就是以故乡为依托,故乡的人与事几乎就是你全部的写作资源。”

韩少功把家乡看作是一种对自己初心的回望,“回望我们的童年、亲人,以及我们生命开始的地方给我们生活留下的最初、美好、纯真的印象。这里的故乡,其实就是灵魂的故乡。”

但在今天,用苏童的话讲,是“我们对故乡的看法正在分解”。他认为,未来故乡这个词的词义也可能会发生某种飘移。比如,对于今天京上广深的人,一说起“故乡”来就会有一种遥远的感觉。

龚曙光的家乡可以成为他写作的对象,在他看来,这是一种幸运。

“每个人小时候生活的地方都是摆脱不掉的。”但龚曙光不认为,地理上的故乡就一定会成为文学上的故乡。

“少工是长沙人。他很少写长沙,很多写汨罗。汨罗是他去农村的地方。距离长沙还有一百公里,证明了韶恭先生成长的长沙街头并没有完全成为他的文学之乡,而汨罗却成为了他的文学之乡。因此,两个“故乡”可能并不完全重合。鲁迅先生和沈从文先生,他们的故乡和文学故乡重合,而我基本重合。这是一种运气。”龚曙光说。

但他并不认为,故乡将支撑起他所有的文学创作。“可能它只是我文学的支点或者我生命的支点,就像我的脐带一样,把它剪断,我就得不到血液;但只要它不断,我也没必要在这片茶田里继续采二遍茶、三遍茶,还有更大的世界等着我去书写。”

“写得真好。先看看吧。”

湖湘自古斯文鼎盛,也出草莽英雄,既有沈从文、丁玲,也有曾国藩、左宗棠,所以在龚曙光身上也兼具了野与文的两面。他的文在他的书里,而野——坦率无忌——则在发布会和访谈中充分显露。

当别人问他为什么要出书时,他说:“直接问人家,你拿这东西到处‘炒作’干什么?”。大家都忌讳“炒作”二字,就直说吧。当我们的记者问他是否觉得新闻发布会上会有这么多人时,他竟然告诉记者为什么韩少功和苏童“站在讲台上”。

实际上为避免“站台”感,韩少功一上来就说虽有因缘,但交集不多;苏童也是先与龚曙光拉开距离,“龚曙光先生是我的新朋友,以前并不是太熟悉”,以显露自己的客观性。

但龚曙光似乎对这些无动于衷。

他似乎也不在乎别人拿他的商人身份说事,因为不可避免。“我不可能让所有的人说我不是商人,我是作家;我是不是商人,跟我是不是一个作家没有关系。”

“我是一名商人,但我仍然是一名作家。”

他觉得,唯一的办法就是有人读了去推荐,口耳相传。韩少功、苏童的经历也正好印证了这点。

和大多数人一样,苏童在读之前对这本书的想象是“一个成熟的‘老干部体’”。但几个信得过的朋友一致告诉他,看完一定会有惊喜。“我很惊讶这个‘惊喜’竟然来了。”

韩少功读完书稿立刻就发了一条信息,给龚曙光“点赞”。后来有人说,龚曙光不就是中南传媒的老总吗?这种做生意的、当官的人也能写东西吗?韩少功说,文章确实写得好,你们先看看再说。

本站:从商业跨越到文学,是对文学抱有梦想吗?

龚曙光:我们这个时代的人都做过这个梦,我当然也做过这个梦。如果我没有这个梦想,我不会去中文系报到。

本站:所以此前和文学界的距离是怎样的?

龚曙光:20多年来,我基本没有和文坛打交道。邵公和张伟是好朋友,交往不多。

本站:你也做图书出版,他们的书你读过吗?

龚曙光:我当时也没看。

本站:在没有读你这本书之前,说实话,因为你从商的经历十分成功,商人的身份过于显眼,心中难免犯嘀咕。所以你如何把这种印象剥离掉,让大家关注到书的内容上去?

龚曙光:没有办法剥离。第一,我不能让所有人都说我不是商人,我是作家;第二,我是不是商人和我是不是作家没有关系。我是商人,也是作家。作为一个读者,核心问题不是你是不是一个好商人,而是你是不是一个好作家。

如果有人读了去推荐,它就会口耳相传,很多好作家的作品不是都在书堆里没人看吗?你不能说现在流行的就是现在写得最好的书,但肯定还有一大批是被埋没了的书,这种埋没很惋惜,但也是很无奈的事。所以埋没不埋没,我实在不好讲,但它肯定不是这个时代最好的书。作为我个人来讲,我不希望它被埋没。

这个网站:一般来说,当你写你和你很亲近的亲戚时,你的情绪很容易溢出来,但你可以看到你很克制。这和你对文字的态度有关吗?

龚曙光:上乘的文字就是节制,这是我对文字的基本认同。泛滥的文字也有他的好,读者可能很喜欢,但是我不喜欢。我是受过文学专业训练的人,我对文字的要求高过一般读者的要求。

第二,作家说“七分”更好。我为什么喜欢这样的东西?因为我自己学习的时候不看结论。我学习是为了创造一个阅读环境,让我的思维进入思考状态,但我经常搬出这本书。阅读创造的这种思维环境会让我去思考相关和不相关的问题,所以我不关注书的具体结论,或者说我先不关注。

《日子疯长》不管是从情感上还是从社会审美上,我是不给结论的。整个这个书只有关于乡土的那些篇章我略微有点儿议论,其他是没有议论、没有抒情的,我就是要通过我的故事,通过我的语言审美所搭构的这样一种情感让读者去体验,让你自己去得出一个结论。

所以在这方面,我的写作更像是中国的传统写作。我说我是“一个人的文艺复兴”,我说我是通过五四运动上到唐宋的。大家可能觉得这句话很大,但是想想我想用我的语言实现什么。比如《捕蛇者》没有给你任何结论,但它给你的却是如此伟大。从这个角度来说,我是克制的,因为我想把空的空间留给别人。我用70%的文字和故事搭建这样一个空的房间,把30%的结论留给读者。

本站:那读者和评论界这两方面您更希望得到哪方面的认可?

龚曙光:当然,从一个作家的角度来说,首先我肯定是想有人看他的书,但对我来说,我最关心的是专业圈子对我的评价,这是由我的身份决定的。但在文学方面,能否达到专业作家的水平,是我关心的问题。

至于读者喜不喜欢,第一我有信心,第二我也没有想让所有读者都喜欢。既然你不想搞畅销文学,你就别想要那份荣光。少功他每次都会特别强调“我讲的是真话”,这是对一个作家来讲很难得的,它确实是一份惊喜。这个社会“老干体”的东西太多了,他们就会有一种警惕。

这个网站:新闻发布会非常受欢迎。你之前期待过吗?

龚曙光:火爆有两个原因,第一是少功和苏童两个人站台,这个我还是明白的,在上海我没有那么大的号召力。第二是我认为只要读者,他翻开这本书,不会说这本书对他一点儿吸引力都没有。

本站:李健演唱的穆欣《过去的慢》和《我父亲的散文诗》可以算是快销时代慢生活的呼唤。你写这本书有什么考虑吗?

龚曙光:我一直觉得20世纪是一个太快的世纪,对人这个物种而言,造成了很多灾难性的后果,这是我们今天面临的危机。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乡土的东西更具人性,所以我会在审美上偏向于关注卑微的生灵,我认为乡土最终的消失就是人类的消失。

第二种想法,其实人类的亲情越来越单调,越来越功利,越来越成为一种我们无法依赖的情感。为什么我在这本书里有这么多亲戚?除了我的父母,其他人和我的兴趣关系不大,但为什么我觉得他们值得纪念?因为他们的基本情感方式在这个社会是稀缺的。

确实我这个书里提供的东西是当下散文界里比较少的。当然当代散文界里也有好的,比如李修文的《山河袈裟》我就很喜欢。但是他们的不错,替代不了我自己对散文的认识和表达。

至于这个社会需要不需要我,绝对不是我的决定,是读者的决定。不过从我目前的反馈来看,大家还是愿意看的。在读者和专业界的评论中,正面的评论超出了我的预期。我原本估计,总会有人质疑,如果生意做得好,是不是就能把文学写好。我想会有这样的表达,但是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听到过。

本站: 那除了用文字去回忆、记录乡土,你自己有没有身体力行想要回到乡土去做一些事情的?之前有很多这种类似的计划,比如碧山书局。

龚曙光:当然你做一个书院可能也有点儿用,但不是做个书院就能解决的问题。因为现在文化人所做的乡土,就是符号化,很让人受不了。其实文化人在这个方面能做的事情,应该还是为人们树立一种审美的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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