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征启 刘道玉：我所亲历的改革开放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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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刘道玉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这是我国近代史上极其重要的事件。全会否定“两个凡是”，高度评价“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论述，全面实施改革开放，实现国家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向经济建设转移。这是一次划时代的会议，我国今天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与这次会议息息相关，因此对这次会议的意义怎么估计都不为过。

在改革开放40周年即将到来的时刻，我特地撰文以表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纪念。我有幸赶上了那个大好时代，当了一回“拨乱反正”和教育改革开放的弄潮儿，现以全程参与者和见证者的身份谈谈我的切身感受，总结有益经验和教训。

两年借调

“四人帮”被粉碎，“文革”结束，我国又一次走到了十字路口。当时的形势严峻，老百姓不允许国家走老路，也不能走邪路，而只能走新路，即改革开放的道路，这是全国人民的迫切渴望。

当时我是武汉大学党委副书记。面对事事坐等的局面，基层的干部和教师无所适从。我希望中央政府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澄清被扰乱的是非。这时，我被借调到教育部参加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筹备工作。1977年4月15日，我带着简单的行李去报到，被安排住在教育部大楼二楼的一间办公室，既是办公室又是宿舍。我在这里忙了两年，非常紧张地“把事情做好”。一个月后，我被中组部任命为教育部党组成员、高等教育司司长，还担任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筹备组副组长。虽然一直不愿意担任官职，但出于基层“拨乱反正”的愿望，我还是认真履行了自己的职责。

“拨乱反正”从何入手？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我先后到辽宁、天津和北京郊县做调查，当时各省市和大学都还是由革命委员会领导。在北京顺义县调查时，主管教育的姜副主任对我说：现在虽然大学恢复了招生，但是是按照‘十六字’方针招生，我们工农子弟还是没有上大学的权利，因为‘十六字’方针实际上就是四个字‘领导批准’，这是开后门的方针，是以权谋私的方针。我们要求恢复全国统一高考，我们工农子女不怕考，你们可以查一查，‘文革’前上大学的还是工农子女占多数。”听他一席话，引起了我的强烈共鸣，也受到了极大震撼。我暗下决心，恢复全国统一高考，就是“拨乱反正”的突破口，抓住了这一环，就能带动高等教育战线上的“拨乱反正”，进而推动高等教育的全面改革。

天赐良机。1977年7月19日，邓小平同志回国，中央恢复了他原来担任的党、政府和军队的一切领导职务。他自愿加入中央委员会，个人专注于教育和科学。当月月底，教育部从邓小平同志办公室获悉，他将于8月初在北京召开科教座谈会，并邀请教育部和科学院派15名代表参加会议。我受教育部党组委派，负责代表的选拔，与科学院政策研究室主任吴铭宇一起担任会议秘书长，负责座谈会的事务。

科教座谈会于8月4日至6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由邓小平同志亲自主持，会议代表提出了诸多似是而非的问题，邓小平同志多有插话，明确回答了各种问题。会议发言十分热烈，转眼两天过去了。8月5日晚，与会代表查全性副教授找到我说：会议开了两天了，我一直没有发言，本来想讲的别人都讲了，我不知道讲点什么为好。”我对他说：“关于推翻‘十六字’方针和恢复全国统一高考没有人讲，这是一个要害问题，希望你明天就讲这个问题。”他说：“是，都没有讲，我明天就讲这个问题。”第二天，查全性带着激情发言，他说解放前高考靠钱，17年靠分，现在靠权。群众说，学会数理化，不如一个好爸爸。他的发言得到了许多代表的附议，最后邓小平拍板，当年就恢复高考，重新召开招生工作会议，从而打响了“拨乱反正”的第一场战役。

作为高等教育司司长，我有一个敏感的预感，高考恢复后，必须重新制定一个新的教学大纲，以取代北京大学和北京“第二所学校”清华根据“五七指示”制定的教学大纲。教育部党组也指派我尽快召开高校教学工作会议，制定新的教学大纲。国务院高度重视这次会议，决定在北戴河国务院宾馆召开会议，并任命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刘主任负责会议。我们一行人在8月10日星夜赶往北戴河，到达时已经是午夜了。我们亲自启封了招待所，打扫了灰尘，清理了床铺和被褥，准备开会。

8月12日至18日，综合大学教学座谈会召开，会议由我代表教育部主持。非常巧合的是，这个小小的座谈会居然与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同一天开始、同一天结束，这是历史的巧合，这个会议是教学领域的“拨乱反正”，值得永远铭记。在这次会议上，与会代表彻底解放思想，畅所欲言，会议开得生动活泼。在制定新的教学大纲时，大家还有一个疑惑，那就是如何看待“五七指示”的问题。经过激烈辩论，最后达成共识：绝不能机械照搬，一定要尊重教育规律。这次座谈会以纪要的形式确立了新教学大纲的基本原则：坚持四年学制；教学计划要坚持“三基四性”，“三基”是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术，“四性”是科学性、系统性、完整性、严密性。在新教学大纲中，取消了学工、学农、评判资产阶级和培养劳动者等内容，仅保留了每届学生进行一个月的军事训练。这个纪要经过教育部党组批准，后下发全国各大学执行，基本上一直沿用至今。

当时高等教育司主管的工作相当于现在教育部的六个部门，包括文理、工程、师范、科技、研究生、教材办公室等。然后，我召开了研究生工作座谈会，制定了恢复研究生招生和学位授予的规定，形成了文科教材和理科教材的工作纪要，筹备了全国科学大会，制定了理工科的科研发展规划等等。这是浪费时间——两年里，我准备的工作会议和文件多达24份，平均每月一次。从调研到开会，再到准备简报和文件，我都很忙，经常熬通宵。我累了很久，入不敷出。我终于崩溃了，病得很重。我患了大叶性肺炎，经过长时间的治疗，身体垮了。我借此机会请假回武汉休息，但很幸运得到了许可。不愿当官是我的初心，我已经下定决心。回到武汉后，我向教育部递交了辞职报告，得到了连任的教育部部长蒋南翔同志的批准。这两年，我终于没有辱使命，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在高等教育中“拨乱反正”，实现了借调之初的夙愿。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总的来说，从1977年到1979年，是“拨乱反正”的阶段，从1980年开始，进入了改革开放时期，但实际上，这两个阶段是相互交叉的。那时候，人们对改革真的很热情！当时大家都在期待改革，校园里到处都在谈论改革，大家都支持改革，为改革出谋划策。每个人都有一种朴素的改革情感，改革的氛围不仅形成了，而且进入了更高的境界。

我于1981年7月被任命为武汉大学校长，身临改革氛围中，形势不允许我打退堂鼓，只能迎难而上。记得当时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同志提出：“允许改革犯错误，但不允许不改革”，这种革命家的大无畏精神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干部和人民群众参加改革的积极性。

大学们争先恐后地进行改革实验，生怕落在别人后面。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邓旭初是一名革命老干部。1978年率团访美，率先与美国大学建立合作交流关系，极大地促进了国立大学的对外开放。随后，他们率先进行人事制度改革，实行“上无封顶、下无保障”的浮动工资制度，打破了教职工的“大锅饭”，调动了教师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当时大学老师的工资都很低，一般每个月只有65元左右。上海交通大学最高月薪500多元，让其他大学羡慕不已。1983年，万立副总理在中南海会见邓旭初等人，充分肯定了他们的改革方向，并指出:“必须坚持改革。没有改革，就没有出路。教育要注重效率，培养更多更好的人才。”1985年，香港“船王”包玉刚向上海交通大学捐款1000万美元，新建了一座图书馆，让其他大学以新的眼光看待彼此。

华中工学院党委书记朱九思，是一位从大学走向革命，又从革命家成为教育家的人。在他领导下，华中工学院也走在大学改革前列，率先提出“理工结合”和“科研走在教学的前面”的口号。他们靠挖潜和延揽人才实现“理工结合”，而不是搞“拉郎配”式的合并，这在当时的确难能可贵。霎时间，文理科各系纷纷建立起来，国内外各学科的优秀人才聚集到华中工学院。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最耀眼的改革就是率先开设“初级实验班”，一直坚持到现在。这门课是根据物理学家李政道的建议建立的。第一期从1978年3月8日开始，招收了21名青年大学生，最大的14岁，最小的11岁。1985年1月26日，教育部决定扩大实验，北京大学、清华等12所高校效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然而，由于争议和智力先进的年轻人资源有限，大多数大学的“年轻人实验班”在20世纪90年代停止了。

2018年是中科大创办“少年实验班”40周年，回顾40年风雨征程，经验与教训值得总结。据统计，40年来，这个班共毕业学生3000多人，其中90%考取了国内外大学和研究机构的研究生，19%供职于科学和教育界。这些毕业生中，超过200人成为国内外名校和研究机构的教授，2人当选为美国科学院院士，7人当选为美国物理学会会士，5人当选为美国电气工程师学会会士。另有200人活跃在企业界和金融界，在世界500强企业担任高管职务的约有35%。3000毕业生中出现了这么多的佼佼者，这个比例相对于一般大学而言，成就是巨大的。但这毕竟是一个低标准，按照精英教育目标来要求，应该造就一批享誉世界的天才或全才。因此，中科大“少年实验班”应当实现新的跨越，以达到更高目标。

深圳原本是一个沿海渔村。1980年，经国务院批准，深圳经济特区成立。为适应特区发展需要，1983年教育部批准设立深圳大学。罗正奇教授是深圳大学第一任党委书记、校长。他富有改革精神，带头改革党政领导体制，明确党政分工，实行合署办公，对党员干部实行兼职、业余、义务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大大精简了机构，提高了工作效率。

在那个火红的改革年代，几乎没有大学置身度外，也没有人袖手旁观。我记得十分清楚，辽宁大学率先实行校长负责制，北京大学实行全员聘任制等。在对外开放方面，各大学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纷纷通过各种渠道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大学建立姊妹大学关系，比如，南京大学和上海同济大学就走在了前面，前者与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共同建立了中美文化交流中心，后者与德国建立了中德文化交流中心。其它大学纷纷效仿，决心加大国际合作与交流的步伐，以改革促进开放，以开放带动改革与发展。

这所老学校充满了青春

武汉大学是一所老校，解放前有着显赫的学术地位，与北大、清华、中央大学和浙大并称为5所着名国立大学。解放后，从徐懋庸开始一直执行“极左”路线，使得广大教师人心思散，无心教学和学术研究。1957年到1964年7年间就更换了7位党委书记，形势已经严峻到了没人敢来任职的地步。

1966年3月，高等教育部在北京举办了23所直属高校科研成果展。其他大学有的有展厅，有的有展台，而武大只有一个烟盒大小的展品，摆放在其他大学展台的一角，成绩排名倒数第二。当时全校师生怨声载道，对学校的现状非常不满，给学校起了个外号“老牛拉破车”。我亲自参观过这个展览，我觉得自己在哭。

1981年7月，我被任命为武大第19任校长，面对的就是这样一所老校。我该怎么办？作为土生土长的武大人，打退堂鼓不行，自己有责任为振兴学校尽一分力。出路在哪里？肯定无疑的是，只有改革创新才是振兴武大的唯一选择。心想，既然我是全国最年轻的校长，就应该拿出年轻人的勇气，大刀阔斧地改革，反正我没有怕掉“乌纱帽”之类的后顾之忧。

履职第一次见面，我就喊:“退你工资，十年聚，十年教训，十年报仇。”“羞耻”这个词从何而来？被人们嘲讽为“老牛拉破车”的倒数第二届科技成果展。每次想到这个，我都觉得很难过。如果在任上不能振兴武大，对不起母校的先辈。宣布任命的时候，是暑假。我借此机会利用这个空档案进行调查研究，先后走访了65位前任领导和著名教授。在此基础上，得出吴达的落后在于政治上的“左”倾、组织上的宗派主义和学术上的“无为而治”的保守主义。找到了病根，就会有对症治疗的方法，那就是坚决肃清思想的流毒，反对宗派主义，大力推进教育改革。

上文提到的教育改革中，各大学呈八仙过海之势，而武大就走着与各大学完全不同的路子。我认定，教学制度的改革是重中之重，它直接关系到培养合格人才，也是体现学校特色的主要举措。要改革就要敢为天下先。在试点的基础上，我校于1981年全面实行了学分制，打破了按部就班的僵化的学年制，使每个学生都能合理组织自己的知识结构。今天活跃在全国各条战线上的武大人才，至今还怀念这让他们终生受益的学分制。

尝到学分制的甜头后，我们学校乘胜前进。先后实施了大辅修制、双学位制、分班制、学术自由转移制，创办了作家班，建立了中法合作交流中心，试点了中法数学实验班。为了营造民主自由的校园文化，我们打破了各种规章制度:允许自由组织，允许学生自由转专业，允许学生谈恋爱，允许学生自主选择自习，不限制学生穿喇叭裤留长发，晚上不统一关灯...

经过6年改革，武大已不再是重点大学的倒数第二，各项指标位居全国重点大学前列。改革的经验通过媒体报道，武大被称为“解放区”和“高校的深圳”。当时来武大参观和取经的高校负责人络绎不绝，像北大党委书记韩天石，清华校长高景德，南大党委书记章德，复旦校长华中一，中大校长黄焕秋等，都先后率团参观。

学习就像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在推出一系列改革措施后，到1986年秋，吴大学生对这些改革成果不再满意，要求有新的突破。1986年10月，我刚从美国考察回来，学生会要求和我对话，我同意了。10月底，我和五六十个学生会干部谈过。他们认为学校领导骄傲自满。自1985年底以来，没有新的改革措施，宣传报道也很少。现在有一个落后于其他大学的巨大危机。我回答:你关心学校改革，希望学校实现改革飞跃。我完全接受你的批评和建议。我们这次访美，就是为了寻求教学改革的新突破，也就是研究生培养制度的改革。请相信，我们不是在沉默中死去，就是在沉默中爆发。我们的谈话以高潮结束，赢得了学生们的掌声。

从1987年到1988年初，我组织了一个调查组到各系调查，准备制定武大第二个五年改革规划。初步设想的重点是课程体系改革，要打破一成不变的课程体系，同时还将彻底改造文科，建立若干个文科实验室，以摒弃纸上谈兵的文科教学，并推行文理并重的新的培养目标。1988年2月，我不再担任校长职务。我没有留恋，对改革也无怨无悔，只是有点壮志未酬的遗憾罢。

一切都是不可逆的，一切都是历史。毕竟在改革的大潮中，我做了自己想做的事，我做到了最好，没有遗憾。我没有天赋，但我是一头拓荒牛。我是改革浪潮中正在消失的波浪，但溅在岸边岩石上的痕迹将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