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沈从文 沈从文的讲解员岁月

沈从文，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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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一条崭新的路”】

在上个世纪中叶的时代巨变中，在强大的外部压力刺激下，沈从文精神崩溃，后来发展到自杀未遂，无法再当北大教授。逐渐平静下来后，1949年8月，在老朋友郑振铎的协调下，他被分配到人迹罕至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

对于这番变动，沈从文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且对接下来即将开始的新事业满怀抱负，用他自己的话讲——我的“目的远得很”，要“走一条崭新的路”，进行“学术革命”。对于放弃写作，他并不惋惜，“有的是少壮和文豪，我大可退出，看看他人表演”；提到工美史的研究，他说：“目下你们还来不及注意，过三五年就会承认的。”

沈从文刚到历史博物馆时，被分配到展览组做一些临时性的工作，比如临摹当年7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文化代表大会的时事窗口图片。他的工作是检查和登记仓库里的文物，还参与陈列室的布局，写文物描述，复制陈列卡；有时他负责数古钱币，拔草。

虽然有副研究员的身份，但沈从文是一个边缘人，始终处于底层“小职员”位置。沈的上头有无数领导可以对他发号施令，在给朋友的信中他说：“在本馆中上面有馆长，有本部主任，有组长，都可算得是我上司。每天我按时签到，一离办公桌必禀告一下主任，印二寸大照片作资料，必呈请主任批准，再请另一部主任批准，才能行。” 

除了个人住房短缺，沈从文还拿不到自己需要的办公材料，甚至连一间办公室都没有，只好在武门楼一个走廊的小角落里摆了一张书桌。这时，他大病初愈，身体非常虚弱。当他很累的时候，他想休息，这是不可能的。他只想大哭一场，以为“这不妨碍别人”，但他只能在回头的时候反击，因为他“看见人就害怕”。

在经历了一系列的动荡和曲折后，沈从文反而变得安静而自省，他对张兆和说：“我温习到16年来我们的过去，以及这半年中的自毁，与由疯狂失常得来的一切，忽然像醒了的人一样，也正是我一再向你预许的一样，在把一只大而且旧的船作调头努力，扭过来了。”“我爱这个国家，要努力把工作和历史发展好好结合起来。”

沈从文刻苦钻研业务。大概过了两年，他估计自己的能力“合格”了，于是主动申请去陈列室当讲师，经常去故宫讲解。

新中国成立后沈从文工作过的故宫博物院。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待客平等，因人施“讲”】

当翻译很难。根据沈从文1968年考察《我为什么从未离开历史博物馆》，“我总是主动为这个博物馆的一系列专题展览做翻译。边说边学。工作当然比在办公室聊天看书更辛苦。然而，知识或基本常识变得越来越实用。结合仓库的工作和图书馆的材料整理工作，凡是送到头上的都要做。常识很快就会过去，情况不用多久就会改变。当我有问题的时候，一开始我有发言权。我意识到了一些新问题。结合文献，我们会对文献中的问题有更多的了解，更好地实施，有一个坚实的基础。”

那时北京的冬天很冷，午门楼上穿堂风吹动，气温常在零下10度以下，而且“上面”还不许烤火。在工作了八九个小时后，天色渐暗，观众散去，沈又渴又累，还伴有一点气喘，常感觉胸部和腰部都仿佛被束缚得极紧，“只想在任何一级砖道上坐下来稍停停”。间歇时，他也站在午门城头看万家灯火，听远处杂乱的歌声和眼前太庙松柏林中黄鹂鸟的鸣叫，感觉自己孤独而陌生，不禁喃喃自问：“我在什么地方？我是谁？我究竟是为什么这么下去？”

沈从文严肃认真，对讲解作品充满热情。谈及感情状况时，他常常会挤压着低沉的声音，情不自禁地赞叹:“好美！太美了！”从事工艺美术设计、电影、戏剧的工作者往往需要古装图案和道具的知识，沈从文总是不厌其烦地满足他们提出的各种问题。有时他甚至担心别人听不清湘西口音。他讲完后，让对方留下地址，然后写了一封十几页的长信，发了出去。

沈从文待客平等，他很会因人施“讲”——给政府高级干部们讲历史上的大事，其中包含着治理国家等寓意；跟一般文化人，讲得深入浅出；跟普通工人，则说大白话。他的学生汪曾祺回忆：“常书鸿先生带了很多敦煌壁画的摹本在午门楼上展览，他自告奋勇，每天都去，我就亲眼看见他非常热情兴奋地向观众讲解。一个青年问我：‘这人是谁，他怎么懂得那么多？’从一个大学教授到当讲解员，沈先生不觉有什么‘丢份’。他那样子不但是自得其乐，简直是得其所哉。只是熟人看见他在讲解，心里总不免有些凄然。”

有一次，沈的老朋友小干陪外宾参观故宫，沈从文负责讲解的时候，忍不住哭了:”...他在解释，拿着解释棒，非常严肃。看到它我很难过。我以为这是年轻人的工作。他怎么能做到呢？我怕影响他，也怕伤害他。我在很远的地方，没有和他打招呼。”一个西南的朋友来北京开会，去陈列室找沈从文，看到他弯腰嘶哑地讲解。他忍不住哭了，但他久久不能平静下来。后来沈从文陪他去公园喝茶，反过来安慰了他很久，两人就分开了。

同沈从文50年半师半友的萧离曾说，一次，考古研究所的几个人准备去故宫陶瓷馆学习参观，想请沈从文给他们讲解一下。年过七旬的沈欣然应允，坐着电车，还抱着十几斤重的几大册图录。在陈列室里，他边看边讲，同时用图录作补充，整整为他们讲了一个下午。萧离说，搞文物这行有个“知识私有”的坏风气。沈从文恰恰相反，从不藏私，有人来求教，必定倾囊相授。他全凭记忆写成几十张几百张卡片，分装在大大小小的纸袋里，上面注明“内××材料”“××有用”“此供××参考”，放在桌上、窗台上、箱子上、书架上，到处都是。

有时候展厅里会发生尴尬的事情。20世纪50年代中期，沈从文接到通知去参加市里一位领导同志的招待会。他走得早，等了很久，终于等到了领导同志——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沈从文看到了，就藏了起来。事后，博物馆开了一个批判会，指责沈从文没有组织，没有纪律。你为什么半路又跑了？“无奈之下，沈从文只好说:我怕他会毕恭毕敬地对待我——你看到他鞠躬，他看到我也会鞠躬。”并解释说吴晗是他学生。但对于这件事，他的嫂子张允和这样解释:“当时的三美赵贺是个疯疯癫癫的女孩，活泼好动，喜欢运动，在学校运动会上总是获得第一名。很多人追我们三姐妹，沈从文的情书最多，吴晗也写过一些。”

沈从文后半生的心血之作《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图片来源网络

【生产线的“后勤杂务人员”】

沈从文原本是博物馆的研究员。研究员主要坐在办公室看书、讨论工作计划、聊天、研究文件等。，但他走出办公室去当评论员，这可能与他的经历有关——他出身于农村、旧军队和底层，对社会和人民有着特殊的亲和力。1974年，他在给巴金的信中，提到了自己作为讲解员的经历:“我对这个名字深感高兴，因为学习的进步离不开它！”1976年，他在给徐杰的信中说:“虽然名字叫‘研究员’，但实际上所有的研究都是在‘叙述者’的工作中推进的。”沈从文认为，做一名讲解员是他“与人民见面的唯一机会”，可以“发光和接触”年轻人的生活。

沈从文与美术、工艺美术的渊源，其实在很多年前就已开始。他20岁在“湘西王”陈渠珍身边时，就曾为其保管书画、青铜器、古书，从湘西来到北平，青年沈从文方向未定，历史、文物、美术等书籍却是他的阅读之重。抗战时寓居云南，他对西南文物中一些为历史和现代学人所忽略的东西也情有独钟。及至来到历史博物馆，他的专门性研究更是拓展到陶瓷、漆器及唐宋铜镜、中国丝绸图案、织绣染缬与服饰、《红楼梦》衣物、龙凤艺术、马的艺术和装备等。通过做讲解员，沈从文可以接触到全国各地前来参观的陶瓷、丝绸、雕刻、刻玉等各类生产企业的技术人员和老师傅，了解他们的生产情况和制作上的困难，从而“古为今用”，向他们提供资料和帮助，当好生产一线的“后勤杂务人员”。

文物研究要为生产服务，提高产品特别是工艺美术的艺术品质，这是沈从文一贯的主张。沈从文提供了1952年烧制的第一批“建国瓷”，用于在北京饭店举行国宴，在外国使馆招待国宾。1974年，沈从文在给巴金的信中说“值得铭记”，“太小了”。改革开放后，他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有时还走访基层工艺美术厂。他不停地问问题，提建议，提供信息，交朋友。他还带了两箱旧绸缎，往返南京、苏州、杭州四个多月。

因为声名在外，沈从文在东堂子逼仄的陋室不断接待来自各地的来访者，其中有不少是专门找他咨询、解决难题的工厂技术员和老师傅。以至于妻子张兆和连个转身的地方都没有，只好去屋檐下搭的简易厨房中躲避。因为担心沈从文“可能会招惹祸害，身体会垮下来”，老两口还闹起了矛盾。沈从文说张兆和计较的是“小处”，他以为，能这么把全部生命，放到工作上去”，是在社会的巨大变动中好不容易得到的“那么好的机会”，这才是“大处”。

听完沈从文的讲解，对文物感兴趣的人很多，季孙就是其中之一。季孙1929年生于青岛，19岁来到北京，当了一名坦克兵。新中国成立之初，他被调到北京市总工会宣传部文艺处，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工作。那段时间，恰巧沈从文经常去午门讲解游客的义务，季孙也跟着去了。很久以后，他们彼此熟悉了，所以季孙提议向沈从文学习。一天中午，他背着沈从文的包，走到中山公园的围墙外。两个人坐在狭窄的长椅上，喝着豆花。沈从文指着碗中聚散的白点说:“绞缬草的效果是这样的。季孙晚年回忆说:“在丈夫面前，像个春风，他谈文物谈文物，生怕你看不懂；即使听者稍有了解，君子还是要反复引经据典，启发诱导你深入思考。”沈从文还要求季孙读原田淑仪的三本书，即著名的《原田三书》。受老师的影响，季孙改变了自己的人生道路，成为了未来著名的文物研究专家。

1953年夏，中国人民志愿军回国访问团参观历史博物馆。一位叫王序的青年战士随队走进文物展览大厅，铜镜展柜中摆放了几十面唐宋铜镜，可他对文物所知实在很少。一位50来岁、举止儒雅的工作人员笑着朝他走来，细致耐心地给他讲解，“就像教幼儿园的孩子一样”。王序听得入了迷，也非常感动。

出于礼貌，王旭从来不问老人是谁，叫什么名字。当他握手道别时，他觉得这次必须问一下。他说:“你跟了我这么多天。我一直在问你的名字。非常感谢您花了这么多时间。”“我是沈从文”，一句话让王旭一下子愣住了，甚至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这不就是上世纪30年代文坛上赫赫有名的一位老作家吗？此刻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后来，沈从文时不时带着王旭去听学术报告，并邀请他到家里吃饭。渐渐地，他们被遗忘了。今后只要王旭去北京出差，就会去拜访沈从文，向老师请教；王旭回到韩国后，沈给了他们一些书，以丰富他们的业余时间。

这次偶然相逢，竟改变了王序的命运。1958年王复员回国，请沈从文帮助挑选工作单位，在沈的建议下，他最终选择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沈从文从此有了得力的研究助手，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也有了一位重要的传承人。沈从文对王序赞叹不已：这个小朋友多可爱，工作又多负责！”1975年8月15日，沈偶然在过去杂乱的文稿里，发现1949年2月在“求生的挣扎与自杀的绝望”中写下的绝笔，看了非常难过，当天他就将手稿郑重地交给王序，并说：“这个放在你处，将来要把它收到我的全集里。”沈从文的一生中，只有两次提到要编自己的《全集》。一次是1947年后，在1934年生活书店版的《边城》封面上的批语，而亲口嘱托他人的，唯有这一次。

1986年5月10日，沈从文突然患上了一种老心脏病，于是王旭第一时间赶到，陪伴他的老师。据沈从文的另一位助手王亚蓉说，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沈从文“静静地看着王旭，仿佛有一个温柔的微笑，慢慢闭上了那双无所不知的眼睛”。王旭得到了沈从文亲人最大的信任，为老师组织了一个简单而隆重的告别仪式。

据沈从文回忆，在当讲解员期间，前后接待了“约卅万观众”，这是一个庞大的人群。他曾这样坦承：“始终留在博物馆不动的原因，不是为了名、利、权、位……而是要解决一系列的所谓重要文物时代真伪问题。不是想做专家权威，正是要用土方法，打破在文物界中或历史上一切专家‘权威’，破除对他们千年来造成的积习迷信。”在漫长的岁月里，沈从文经历了困苦、劫难和颠簸，却默默地，含辛茹苦地立起人生的又一座高峰。一个强大的生命是压不住的，像涓涓细流，不是从这里流出，就是从那里喷涌，总能实现自己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