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敏之 李汀：回忆我的母校西北师大 同班71人的故事

从1978年到1982年——作者回忆了自己在西北师大的生活、老师同学，和那个年代青春的故事，七十一人，谁人没有一个独特的故事？ 

“绿绿的，悠悠我心”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诗经》《楚辞》

我们谁也不会想到，四十年前，我们71个“年轻人”，年龄在“40后”“50后”“60后”，相处得很奇怪，一起走进大学校门，成为同学。

同样，我们谁也不曾想过，四十年后的我们又这般校园重聚，珍念那一段韶华。

我们是西北师范大学1978年秋季班的学生，主修历史。现在，当你有了历史，你就知道历史有多么广阔、快速和有趣。

我们回来了。好似一个考古队，小心翼翼地做一次田野考古，发掘属于自己畴昔的文物，写一篇关于自己心灵的论文。

当时的教室已经成了一片废墟——但文科楼边上那棵存活了几百年的核桃树，依然软弱无力；校园后面，成片的杨树苗圃不见了，但黄河依旧奔流。

我们回来了。相拥在一起，互视彼此的眼神，唤醒遗忘的记忆，回味那些心底的故事……几分陶然，几分感叹。

我们回来了，开心又难过。六个以前的同学和朋友已经去世了。带着想法，邀请他们一起去...

1982年秋天的毕业照

一

“1978”是民国大学简历中的特殊年份。今年全国所有大学都有两组新生，一组在春草发芽的3月，另一组在秋霜漂白的10月；在校园里，前者叫“春季班”，后者叫“秋季班”。

由大陆和海洋温差形成的大气环流称作季风——无论夏季风、冬季风，都有气势磅礴的伟力，形成暴风雨和海啸……“文革”后拨乱反正恢复的高考如同一股聚积十年热能的季风，在改革的风向标下，上千万青年的“蝴蝶翅膀”掀起了一场令全社会进步的风潮，和一场终结蹉跎岁月实现自我超越的运动。是年参加秋季高考的全国考生达610万人，录取40.2万，录取率仅6.6%。历史还有如下记载：1978年甘肃省可招收本科生的大学只有7所，西北师大文理双科12个系的秋季班总共招生835名。

我们班的71名学生，每一个都成了时代热流中的蒸腾粒子。

我们知道母校只是一所普通高校，在全国并不显赫；也知道自己不过是一个最平凡的考生，前有翘楚可追。然而以把握时代机遇、勇于超越自我、追求人生价值理想的精神而论，每位同学都非常了不起，拼搏中释放了自身最大的能量，发射出时代和历史精神的耀眼光束。

陈，男，29岁，已婚，报考时她的双胞胎女儿还不到一岁。兰州二中68届高三学生下乡插队三年，后在兰州模型厂做木工。他们结婚时的三件“大件”——大衣柜的写字台和抽屉柜——都是他们自己设计制作的，这让目击者大吃一惊。虽然他“成家立业”，但他喜欢跳舞和写作，是因为他年轻时喜欢文学和历史，他经常后悔自己因为文化大革命而停止了大学学习。复习期间，白天上班，晚上用摇篮哄女儿，伏案学习到深夜。最后他以高分被录取，实现了自己的夙愿。

武敏之，男，31岁，已婚，全班年龄排行“老大”。66届高三毕业准备高考，“文革”突至，哀叹功亏一篑。 68年先插队至河西走廊，后调至玉门油矿。蹉跎岁月十年，圆梦之心不泯。要逮住青春的尾巴，把耽误的时光挽回来。

杨宁瑞，男，16岁，是我班“最小”的，长着一张稚气的脸，憨厚，话不多，但他很有野心。甘肃省合水县人，一中毕业。全校221名考生中，只有4人考上了“大本钟”，文科只有他一人。因为地理考了96分，兴高采烈地报了地理系，却不知道师范大学地理系是理科专业，学校转历史系。

赵晋梅，女生中“老小”，全班“次小”——16岁半，兰化一中应届生。长袖善舞，文艺青年,敏感而多思，心中常怀几分骄傲。高考中榜，为兰化一中增光！老师家长均建议读中文,自己却想着“不如把历史课讲得像评书一样有趣”，背着家长报了历史专业。

范，女，27岁，北京一中67岁学生。文化大革命期间，父母浴血奋战，带着弟妹历尽艰辛，“从大日子突然掉进冰室”。之后，他去内蒙古建设兵团在巴彦哈尔挖沙开渠多年——“修土”，但他没有屈服于命运，考上了大学。

黄志昌，男，24岁，甘肃甘谷县六峰乡觉皇寺村农民，72届高中毕业在家务农，受家庭成分连累,生活多有坎坷。1977年报考大学村里未批，强忍屈辱1978年再报。白天田间劳作,夜晚凑着油灯读书,夙夜匪懈，志在必得。全县6000余考生，被大学本科录取仅26人，文科11人。报志愿时想进西南政法学院读法律，做一名主持正义的法官，祖父却说“学法律固然好，然稍有不慎办了冤假错案，有损先人阴德。还是考师大当老师吧，无大福亦无大害，平平淡淡过一生就好！”遵从祖父训诲，报了师范历史系。

李华瑞，男，20岁，甘肃山丹煤矿井下矿工。1974年高中毕业后，他因工受伤，做了两年农场工人。20世纪50年代，他在父母的支持下，从四川到西北来到山丹县。他上大学前20年从未离开过河西走廊，陪伴在戈壁滩上。少年时有一个文学梦，想读中文系，但听了中学语文老师的建议，说历史重，知识广，更有利于文学，改为史学。

……

“山河转，高考兴，忆旧时光。”“扛老婆扛皮带的有，刚毕业的有，放下锄头的有，辞职弃岗的有，老少凑在一起的有，各行各业都是同学……”陈的诗，《点睛之笔》，展现了我们当年的风貌。

七十一人，谁人没有一个独特的故事？

二

对校园的记忆始终是亲切的。像洪元基、卜锡文老师1979年为建校40周年写的校歌，现在不仅会唱，唱起来依然动情——“我的校园在黄河岸上，这儿鲜花朵朵绿树行行，在花丛和浓荫之中，科学的春天在荡漾，知识的清泉在流淌……”

在我的记忆中，40年前的师范大学校园并没有那么美好。它没有古色古香或时尚的建筑，也缺乏浓妆艳抹，树木葱郁，花朵绚丽多彩。印象最深的是凉爽、明亮、平坦、宽阔、端庄的校园，展现出一种气质:简约、大气。

校园很大，从兰州市安宁区“十里店桥”向西到师大西边围墙，东西长度正好跨着两个公交站，南北距离少说也有六七百米。但在占地800多亩的整个校园里却没有一幢五层楼以上的建筑，所以视野特别开阔。步入师大正门那个牌楼形三孔门洞，迎面可见一幢造型方正的三层办公楼，会暂时遮挡一下你的眼睛，但一穿过办公楼，你会感觉“所有”的校园，豁然开朗地袒露在眼前！左右前方都是阔大平坦的体育场，正面是宽敞笔直的马路，直对着理科楼前方的升旗广场，它也是朗朗的一大片开阔地，形似盘旋，也称之盘旋广场。理科楼是一幢工字形的建筑，横向极长而高度只有四层，成为视野中的天际线——所有这些都让人产生一种观感：我们的校园竟是那么空旷舒朗，可谓天高地阔。笔者还有一个记忆，从办公楼走到学生宿舍这一段路，要走得很长，太阳朗照下，似乎没有遮阳的地方，而同学们就喜欢在阳光的波浪下趟过，甚至索性斜穿半个足球场。球场没有塑胶之类的跑道，也没有草坪，只是一块平整洁净的黄土地，有时看着发亮的体育场明晃晃地耀眼，好似在看一块巨大的反光玻璃。无论何时，体育场上似乎都有跃动的身影，踢足球的、跑步的，旁边还有耍单双杠器械的，真是永不停歇的青春律动。

相比之下，理科教学楼比文科楼更有诗意。在屋顶的中心，有一个地球仪形状的标志，所以科学建筑也被称为“地球建筑”。全校所有的科学教室和实验室都集中在这栋楼里。大楼的东西两端有一个阶梯教室。看着半圆形的教室和中央讲台，它感受到了地球仪下的神秘，这让学生们感到胸中的神圣:他们被知识的伟大和教师学者的崇高所感动。在我的记忆中，只有科学楼才有这种阶梯教室，应该是校园里最动人的景观之一。

我们最熟悉和喜欢的一条路，是从学生宿舍楼通向文科楼之路。它东西走向，笔直而宽绰，该有一里多长吧，它是贯通校园中心区域的一条主路，也是一道亮丽的青春风景线。由西向东先经过盘旋广场，左手可见广场中心基座上高耸的旗杆，右手便是庄重大气的理科楼正门。再径直前行，道路依旧笔直，不过两侧出现了陪伴的高高的榆树、洋槐和白杨树，虽说树木可以遮阳，却没有形成浓荫如盖的“天穹”。阳光泻过枝叶，树下光影斑驳。林木之侧，常点缀着一些迎春、碧桃、玫瑰类的花丛，由于较少，并不觉得显眼。兰州干旱冬季寒冷，校园里少有常绿树种。学校有意识地美化坏境，那些年从兴隆山一带移来不少雪松、翠柏，植在各处。

这条路再往东走，你可以看到左边前面的文科楼。但是我们不能不提到道路左侧的另一个体育场，那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地方！包括一个轻型体育场，篮球场和排球场，这些都连接在一起，我记不清有多少了。简而言之，我觉得大量的体育场馆是相连的。下午自习课结束，场上充满了跳跃式的动作，篮球落地的声音、哨声、喊叫声不绝于耳。在1979年的学校篮球联赛中，我们历史系的秋季篮球队第一次获得学校冠军。比赛激烈精彩，掌声和欢呼声不断。两个系的男女生都来看比赛，成了拉拉队。终场哨声响起时，我们班兴奋的男生冲进体育场，一次又一次地把夺冠立功的王元举起来扔进空。

文科楼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建筑，呈凹字形，坐北朝南，正面三层 ，双侧只有两层。虽说外观上看它不显得高大，形状方正又普通，但楼内走廊宽阔，教室更是高敞明亮。我们历史系秋班的教室就在一楼101室，在此一坐就是四年，情感很深。它是我们心目中的知识殿堂，是我们寄托着理想，留下青春的严肃与快乐的圣地。当年师大文科共有五个系，文科楼一楼西侧是历史系，东侧是中文系，二楼是政教系，三楼是英语系。只有教育系不在文科楼内。

文科楼北面不远处是学校图书馆。图书馆也是一个方形的三层建筑，一楼和二楼都有大型阅览室，设施简单，木质桌椅。然而，很明显，供应无法满足“需求”。通常下午的自习课和晚上的自习时间都排满了，来晚了找不到座位。当年，学生们渴望阅读，教室和图书馆里总是挤满了关灯时在课桌前努力学习的学生。教室和图书馆的灯光是学校的美丽景色。窗棂灯关了，人影一大，在回宿舍的路上无声地晃动...母校图书馆藏书很多，据说“文化大革命”前已经达到60多万册。在阅览室里，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各省的报纸杂志和大学的期刊。记得大约在1981年，图书馆在馆内举办了《珍本古籍精品展》，图书馆文献部主任朱太炎先生还亲自给历史系的同学讲解，让我们大开眼界，知道了什么是珍本古籍的常识。展品中不仅有百年以上的清代甘肃方志，还有莫高窟藏经洞的敦煌文献和经书。

理科楼正门前盘旋广场的右前方，有一大片树林，乃是校园里颇有情趣的景地。因为这片并不茂密的树林，竟是“一水”的枣树！同学们经过这里，总喜欢抬头望去，初夏里看枣花，而秋天就想看看有无果实。这片枣树林何时而栽，有无有趣的由来？当年几乎无人问津。但在清晨和傍晚，总能看到在树下朗读的学子。自然，文科楼凹形的豁口，也是一处难忘之地。那里有许多树木，特别有一棵高大的核桃树枝繁叶茂。这棵树距我们教室很近，就在历史系春班的102教室窗外。有许许多多的次数，同学们搬着椅子围坐树下，复习和讨论。几十年后我们听说文科楼拆除，在原地建了一座花园，那棵延绵百年的核桃树，依然“健在”，成为母校“怀旧”的名胜。路过此地，自然产生一番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联想。

当时的学校礼堂也是一个很普通的建筑，造型方方正正，简单，内部设施简陋，没有豪华感。古老的绛紫色长木椅，在墙的两侧，也是手工拉合的木窗。礼堂是经常举行学术讲座的地方。这里我们听过北京大学的吴小如教授教中国古典诗词，日本早稻田大学的藤原教授教敦煌学，华中师范大学的张舜徽教授教中国古代文献学。相反，新电影很少在观众席上映。想看新片的同学一定要走很远的路，走出校园东侧的小门，翻越深沟爬上坡，去十里店街电影院。日本电影《三明治》和《生死之恋》；墨西哥“冷心”“叶赛尼加”；《牧民》《少林寺》等国产电影都在十里店电影院看。

岁月如水，校园的很多情景都已淡忘，却也有几多珍藏在心。笔者常常怀念沿着校园西墙外侧向南的一条小路，小路两边是连畦成片的白杨树苗圃，和纵横流淌的水渠。顺着几分幽静的小路，步行约十多分钟，就能看到奔腾东去的黄河。有时傍晚乘着彩霞未落，三三两两的同学会沿着小路散步，径直走到黄河岸边。站在高而陡峭的堤岸上，听水声喧响，目送激流远去……

通往文科楼的林荫道

1982年秋天我们毕业。大约在暮春一天，全班参加了一次校园植树活动。这是不是学校有意组织的毕业留念活动？已然记不清了，有些细节却深留在笔者脑海。植树地点在大礼堂北侧，种的是白杨树，在一起植树的老师和同学有赵吉惠、王淳、康蓉华、袁本愉、廉李章、李华瑞、张栋等人。我们一起挖土，植上树苗，培土浇水。王淳说“种一棵树吧，留个纪念！” 华瑞和张栋连声说“很好很好，苟富贵，毋相忘……”到底是学历史的，脱口而出的便是《史记·陈涉世家》的话语。

几十年过去了，当年的杨树关心它。应该加多少环？有点青翠。

三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说:“所谓大学者，就是不要有楼，还要有大师”。母校虽然地处祖国西部偏远地区，但也是一所师资力量雄厚、学风优良、口碑良好的大学。1979年12月，我们参加40周年校庆大会时，才知道西北师范大学与北京师范大学有着同样的传承关系，是在上个世纪抗战时期西北联合大学师范学院的基础上形成的。也是祖国西部地区最早的师范院校，1958年以前隶属于教育部直属的6所重点高等师范院校。在我们学校的几年里，许多教授和学者在各自的学科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享有很高的知名度。比如生物系的孔教授，中文系的彭铎教授，教育系的李秉德教授，我们历史系的金宝祥教授和金教授。

我们有幸在一个特殊年代与老师们相逢。那时结束“文革”不久，改革开放序幕初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开始成为引领时代动人心魄的命题，一方面甩掉了压抑已久的“臭老九”帽子的老师们，恢复了自尊自信，视为“第二次解放”，以发自内心的真情实感重登讲台,同样以发自内心的真情实感对待高考入校的新一代大学生，视之“孺子可教”；另一方面，学生们饱含激情地热爱学习，要把耽误的岁月补救回来，也发自内心地对老师们充满崇敬感恩之情。最为难能可贵的是，师生们心脉相通，体悟到共同的追求与祖国的进步血肉相连，个人的价值将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奋斗中得到体现。这种基于真诚理想的情怀形成的“教学相长”是那个时代真实的历史，不知给我们留下了多少让心灵感动的记忆。

历史系是我们母校的传统优势学科，十五六个老师教过我们专业课。记得教中国历史的老师有:金宝祥、陈守忠、、刘雄祥、、潘策、、郭厚安、宋仲甫、任、；教授世界历史的老师有吴、张、张、、、邱、洪巨堂、张培德；还有教中国古代文学的老师李青山、牛德全、赵英；刘老师教中学历史教学法。40年过去了，教师教学的情景和风采依然历历在目。

金宝祥教授，我们的系主任，隋唐史专家。当年六十多岁，鬓发花白，神情文雅而肃穆，两眼炯炯有神，平时不苟言笑，但讲起话来深沉亦富有激情，有一种强烈自尊和个性彰显的大学者气质。他是浙江萧山人，保持着南方人的习惯，衣着简朴又清清爽爽，常穿一件蓝布上装，领口露出白棉布衬衣，洗得非常洁净。制服左胸前总喜欢佩戴师大的红色校徽，庄重而醒目。这个微小的细节于不经意间传递出他对学校与职业的热爱，感染着学子们的敬校爱校之情。

我们非常喜欢听金先生的讲座。193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师从陈寅恪、钱穆等名师。他做学问几十年，对隋唐历史和中国封建社会个人依附的演变形成了独特的学术体系。金先生的历史讲座富有理论色彩，具有战略地位的哲学意义。他强调，历史学家要有强烈的历史感和时代感，在历史演变的一般过程中观察历史现象，进行全面、整体的研究和判断，发现历史逻辑。“学习自成体系，学习要有重点”，正是因为对历史完整性的认识不是一蹴而就的，金先生曾告诫我们，要努力学习，认真写作，谨慎出版。20世纪50年代中期，金先生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读了5遍《资本论》，以及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哲学著作，成为一名信奉唯物史观的历史学家。他在我们班讲课时，详细叙述了他接受马列主义理论的经历。记得金先生致力于讲述封建社会人身依附关系的变化规律，引用大量史料反复对比，阐述当封建国家与人民的人身依附关系加强时，大私门阀与人民的人身依附关系就会减弱；相反，当私门与民众的人身依附关系加强时，国家与民众的人身依附关系就会减弱。王先生的观点具有历史辩证法的哲学高度，但为什么是这种研究思路？理解历史规律有哪些重要价值？当时我们对此了解不多。后来我逐渐了解到，金先生主张用《资本论》的研究方法为钥匙，把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从抽象到具体搞清楚。他认为马克思从商品细胞中解剖资本主义社会，而分析中国传统社会则应着眼于个人依附，因为其关系是封建社会最常见的关系，“最内心的秘密”和“隐秘的基础”。

经过“文革”教训及思想解放运动，此时师生们的思想充满了反思与批判精神，独立思考意识增强，消除“文革”极左意识形态对历史科学的损害，即使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亦出现多种理解，不乏疑问。特别是出现了强调人道主义立场防止人性异化的思潮。因此在历史学者的心目中，如何教授历史并非一件易事，需要正本清源的研究和拨乱反正的勇气。金先生为我班讲述唐代均田制专题时，明确提出了应该加强研究历史长河中“人”的问题，他引用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人是人的最高本质”的论断，说“历史学科除了探索发展规律，还要说明人是最高原则，历史是波澜壮阔的，人是历史的主体”。先生进行反思说道“自己过去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讲历史‘经济’变化时只讲了‘物’的规律，明确表示再研究几年后，不这样讲了”。先生的这些认识，让我们耳目一新，肃然起敬。

以深邃的理论、启迪的心灵、哲理的意境讲授历史课，只是金先生教学的一个特色。但他有钱有势，讲课极其丰富多彩，具有美的感染力，体现了另一种思考和表达。在我的记忆中，金钟先生被邀请给我们讲隋唐时期的佛教，这让学生们着迷。他来找我说，比如佛教和禅宗的区别:“佛的眼睛在神和无神之间，而禅的形象是高傲的；佛教教导人们相信现象级世界是幻影，在心中寻求涅槃，而禅宗创始人则称人是尽责的人，这与佛教毫无共同之处……”课上，金老师还讲了自己学习历史的经历，其中精彩的启蒙令人神往。他说他对唐史的兴趣始于唐代放风筝。放风筝在唐代很流行，通过放风筝可以探知敌情。风筝是西域的东西，龙灯在元宵节很受欢迎。我对此很好奇。为什么我觉得这些和西域一致？于是我举一反三，开始了我的研究。金老师对他的老师陈寅恪、钱穆北赞不绝口，感慨万千。他指指老师讲课的风采，不禁陷入回忆，说:“陈寅恪先生眼睛不好，总是闭着眼睛讲课。陈先生从唐诗开始研究。他的精神很感性。一个初中毕业生有一个很好的家庭，但他不去上学，自己学习和研究，去欧洲和美国旅行...最终成为大家。”回过头来听金先生的讲座，我仍然能体会到那种陶醉。

……

陈守忠副教授解放前参加学生运动，时任历史系党支部书记。他的讲课很有气势，带着浓浓的甘肃通渭方言，语气时而高时而低。所有的文字都像是发自心底的秦腔台词。记得他教过《宋史》选修课，又倒回到苏轼的《江城子·密州猎》《水调明月几时有》和柳永的《虞林令》中，充满了感慨和感慨:“老人言之有狂，左引黄泉。右执苍。金茂雕秋，钱启娟平岗……”让我们非常佩服，一下子就领略到了文史结合的意义。

吴德煦先生给我们讲授原始社会和先秦史，他曾长期在甘肃省博物馆考古队一线工作，参加过多项遗址发掘，授课中多采用自己考古实例与亲身体会，让学生身临其境，不仅了解历史脉络，也学到许多考古学常识，对陕、甘、青海地区的“半坡”“马家窑”“半山”、“马厂”彩陶文化留下鲜活的记忆。

潘策先生讲了秦汉史。他准备了足够的课程，总是带着厚厚的一叠自己写的讲稿，但他没有按照剧本做。他站在站台的一边，走来走去，滔滔不绝，打手势。遇到重点时，王先生在黑板上写字，反复强调。记得他引用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简讲述秦代法律，强调这是一部不容置疑的秦代法律文本，两千多年前的秦代就有一部“环保”森林法。潘先生还生动地谈到汉初的轻佻赋，用司马迁的语言动情地说:“天下正患秦久……”

在中国历史上，魏晋南北朝和五代十国阶段头绪最乱，小国及地方政权林立更迭，加之少数民族关系绞缠，捋清时空关系不易，给学习带来难度。王俊杰教授为我们讲授魏晋南北朝史，在先生语速徐缓声调温和的讲述下，把纷繁的历史线索交代得极为清晰，纲目了然，并提示出课后深入学习的要点。结课考试时，王先生居然未出考题，让学生独立思考自定题目撰文一篇，这让我们颇感意外，觉得王先生别具一格，非常高明。

刘雄祥教授教中国近代史，当时他有一本几十万字的教科书。本文以《矛盾论》中关于主要矛盾与非主要矛盾的关系及其相互转化的哲学观点，详细分析了1840年以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进程，讲述了帝国主义侵略造成的民族矛盾与国内阶级矛盾的关系，这是王先生长期研究的历史成果。虽然这些主要观点和历史脉络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被反复宣传并形成概念，学生们并不觉得新奇，甚至有几分枯燥的感觉，但刘先生在讲课中系统的思考，涉及到广泛的史料，仍然让大家受益匪浅。刘先生的《乡音》强而难懂，但他的讲课却充满激情和气势。盛夏时节，经常上一节课，老公满脸是汗，用手帕擦拭，但激情丝毫不减。

为我们讲授宋元明清史的是郭厚安先生，他板书漂亮，讲课纲目简约清晰，史论结合，要点突出，逻辑严谨，这与郭先生长期从事中学中国史教材的编撰有关，对历史要义常在思考斟酌之中。先生还兼任过我们秋班的班主任，对同学们稔熟，寄予厚望。结课时先生相赠王国维《人间词话》中三境界说，期愿学生登高望远成大器，做学问“为伊消得人憔悴”“众里寻他千百度”，肺腑之言感动了全班同学。

牛德泉先生教中国古代文学课。他的语言诙谐有趣，他很开心。他经常喜欢在课前点介绍，谈谈自己对生活和学习的理解。他也专注于研究中发现的问题，他讲的“辣”字带有漫画的效果，经常让我们发笑。开场白过后，牛先生坐在危险之中，开始谈正事。他谈到了“王武的田园誓言”和“董虎的直书”等文学典故。言语有力:“甲子凉时，朝誓为牧野于商郊...指挥官，百夫长...比尔甘，利尔矛，给了他一个誓言……”

宋仲福先生讲党史，他努力体现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精神，重视拨乱反正后党史研究的新成果，大胆而沉稳地讲述历史经验与教训，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记得先生为我们专门讲述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尖锐地分析了“文革”造成劫难的沉痛教训；还讲述过1945年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在延安向毛泽东主席提问“历史周期率”之事，引人深思。

……

大学前，我们对世界史的了解微乎其微，世界史几乎可说是一门“全新”的课程，它开启了一扇窗，供我们在时空上同中国史比较，理解与感悟人类历史的异同。吴英贵先生讲古代史，嘴角常带着一撇深匿的微笑侃侃而谈，从“尼安德特人”“克鲁玛农人”，到古印度的《梨俱吠陀》、瓦尔纳种姓制度：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贱民……。张同昭先生讲古埃及史，先生是我班张莲同学的父亲，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那时先生身体患病羸弱，但坚持上课，他声音细弱，却见功底深厚，不用讲稿，只需一张卡片，丰富的史料与观点全装在脑子里。张淡云老师讲授两河流域文明的古巴比伦王国，从“汉谟拉比法典”，到美索不达米亚——《圣经》中的“伊甸园”，一板一眼，重点突出。张培德先生讲二战以后的世界历史，声音响亮且激情饱满，当时按三个世界的划分讲述战后世界趋势，强调帝国主义殖民侵略式微之后，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成为人类世界发展的新主流。刘化明老师娓娓道来意大利文艺复兴前后的历史，她重视教学互动，组织了两次课堂教学讨论，还召集同学们参与编写世界史词条……

在我的记忆中，母校的世界史老师没有中国历史老师那么强势，但教学学科的研究活动却特别活跃、轰轰烈烈。1978年11月，他与上海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山东大学等十三所大学合作编写《世界中世纪史》，这是一个伟大的成就。当时关于世界史的书籍和参考书很少，但我们可以在我们系的资料室买到相关资料，如《世界历史事件编年史》、《古代世界史经典作家》、《中世纪世界史经典作家》等。这也是世界史教研室老师们努力的结果。1979年夏，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主办了全国“近代世界历史学术研讨会”，这也是当年的一件大事，表明了母校世界史教学在学术界的影响力...

岁月易逝,师恩难忘。无论多久。

四

“夫学业在勤……”

我们大学时代的主题是努力学习。那是一段因为学习而感到快乐，因为追求真正的人才而实现人生价值的时光。全社会求知欲的集中爆发是大学生的最高表现。但是，让我们骄傲的是，我们可以问心无愧地坦白:虽然当时崇尚知识与改变命运有关，但与升官发财的意图无关；对知识的追求与努力学习有关，但与欺骗和机会主义无关。

潘卫平同学这样回忆：“那时的我们，似一团干渴已久的海绵全力吸取知识……一副要在最短的时间里读尽天下书的劲头，那叫一个生猛！”卢世雄同学在《大学之与我》回忆写道“我和所有的同学一样无比珍惜这一难得的机会，一门心思沉潜于学业之中。每天的生活三点成一线：宿舍——教室——图书馆，许多星期天也是如此……” 徐斌同学则感叹大学和研究生时代是舒畅而“自由呼吸的日子”，说自己赶上了几十年中最幸运的一段时光……

虽然全班年龄差距大，文化基础和经历不同，天赋也不同，但谁也不能低估正在以极大的热情学习的学生。史学是一门难度很大的学科，记忆、思维理解能力、表达能力、综合知识等因素都影响学习效果。年龄大的学生可能比年龄小的学生有更好的理解和表达能力，但记忆力更好、干扰更少、精力更集中、阅读更敏锐是“年轻学生”的优势。因此，无论“老少皆宜”是否擅长发挥自己的长处，任何人都不容易取得优异的成绩。他们必须承受学习压力和竞争的考验，在自信和自卑的矛盾中奋进。

以欣赏的眼光看待他人的进步，鞭策自我，是当年学风良好的一个突出特征。

期中和期末考试时，成绩总是有高有低。成绩公布后，大家会比较获奖者，分析问题，以此激励自己。经过“大一大二”的多次考试，班里总有七八个同学经常排名靠前，名列前茅:女生有范、沈西华；男生包括王永增、卢世雄、徐斌、李华瑞。牛国伟、东丈、杨子辉和刘小芹有时会在英语考试中领先。王茜恩、马爱萍、张森等人的单科成绩也不错。范的同学敏感好学，一丝不苟，坚韧不拔，每次考试都得高分，经久不衰，不容易。她的课堂笔记记得很清楚，不仅大纲清晰，而且内容详细。据说老师说的话一定要记录下来，下课后会整理、思考、提炼，要点记在旁边。简而言之，就是要把史料和观点熟稔于心，可以说，努力是有回报的。为此，李华瑞和杨子慧还专门咨询、研究了她的课堂笔记，改进了自己的不足。王永增上学前当过中学老师。他有坚实的文化基础，聪明的头脑和清晰的组织。无论是考试还是讨论问题，他都能紧扣要点，分析透彻，层次清晰，表达准确。所有的学生都感叹他肯学，往往事半功倍。卢世雄可以好好学习。在学好功课的同时，他还不断阅读各种文史类书籍，并对其进行深入了解。为了学习，他在经济拮据的情况下挤出了生活费，购买了《史记》、《资治通鉴》、《说文解字》等书籍。年仅十七八岁的沈西华，在多次考试中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在众人中脱颖而出。推测这个平时话不多，努力学习的“小女孩”一定比你的“兄弟姐妹”付出了更多的努力，另一个“内秀”就不得而知了...果不其然，在一次班级学习交流会上，沈皛腼腆地说，学了老师的课。这种方法自然是一种特殊的理解和加倍的勤奋造成的。沈皛和东丈恰好有一种记日记的方法来提高他们的学习效果，这很了不起，引起了学生的好奇心。

考分吸引眼球拨动心弦只是其一，多数同学都能以平常心对待与“高分”的差距,以长远目标为动力，自我设计，寻求学习实效与发展潜能。有的同学找来“并不流行”的钱穆《国史大纲》、岑仲勉的《隋唐史》及古文献名着《管子》、《资治通鉴》、《史记》、《世界通史》《第三帝国的兴亡》等书籍阅读；有的则喜欢研读哲学、经济学、宗教着作《资本论》《培根论文集》、萨特存在主义的代表作《存在与虚无》、《圣经》、费尔巴哈的《宗教的本质》以及创办不久的《国外社会科学杂志》等；更多的同学都在广泛涉猎久违的世界文学名着《九三年》、《悲惨世界》、《复活》、《包法利夫人》、《莫泊桑短篇小说集》《大卫科波菲尔》《战争风云》《歌德谈艺录》……《傅雷家书》以及风靡校园的《十月》《诗刊》等文学杂志。还有同学已开始凭着自己的学习心得，大胆尝试论文写作。如张莲、王淳同学目光独特，写出了《关于汉朝和迦腻色迦的关系问题——对的一处质疑》,通过将中国历史文献与辛吉、班纳吉着述的《印度通史》对照学习，质疑《印度通史》涉及古印度贵霜王朝与中国汉朝一场战争的记述有误，大胆提出迦腻色迦同汉朝班超之子班勇的那场战争并不存在，应予以纠正。又如李华瑞写出《控制农业人口是当务之急》、马爱平写出《探讨我国科技落后原因促进科技高速发展》、徐斌和李汀写出《戊戌变法失败原因再探讨》等，这些习作都收录在学校编辑的《学生论文集》。

听各种学术讲座也是大家非常重视的一种学习方法。改革开放之初，学校开始邀请国内外著名学者来校进行学术交流，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受到师生的欢迎。如美籍华人生物学教授葛定邦谈“近二十年美国教育”，北京外国语大学杨教授谈“外国现代文学”，山东大学刘教授谈“世界历史研究与思想解放”，兰州大学谈“美学”。以上很多讲座都是其他系举办的，但我班的同学都很珍惜机会，积极参加跨系的讲座。有时候座位不够的时候，他们会站着听课，认真做笔记。此外，班里部分同学还担任《中国青年报》、《兰州青年报》特约记者、特约记者或特约作者，抽时间撰写、发表各种传播报道和评论，或从事文学创作，锻炼写作能力...记忆中有趣又发人深省的事情是，班里有两个年轻女孩喜欢研究深奥的宗教和哲学名著:蔡研究圣经，甚至研究毕业论文。赵金梅读过英国唯物实证主义哲学家弗朗西斯的《培根论文集》，受益颇深。虽然“独立精神、自由思想”并不被人熟知为“读书治学”的崇高境界，但在提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大环境下，很多学生其实都在朝着这个方向前进。青春和深邃的思想是如此自由相容...

四度春秋，同学们并非只知刻苦读书。昂扬的青春风貌，还突出地体现在热爱文体活动上。曾记否：王原、李宇伟、程小成、马靖宇、徐斌、戴德强等组成的班级篮球队蝉联三届全校冠军，可独自代表校队外出“征战”，屡获佳绩。王原前锋速度快，切入篮下屡屡进球，跳投两分极准！ 是得分高手；大李身高又灵活，控制篮下一把抓 ；程小成年纪最小却是优秀的中锋掌控全局，他速度快弹跳高，勇猛又灵活，眼观六路传球到位，有点三国中骠骑将军马超的架式。由徐斌、李华瑞、王永曾、王毅组成的我班乒乓球队，也一路“斩关夺隘”，拿下全校团体冠军，徐斌还获男子单打亚军，我班三位同学同时被选进乒乓球校队，参加了1981年兰州地区高校乒乓球联赛；刘洪远同学是学校足球队前锋主力；马靖宇同学篮、排球技艺双优，同时成为两支校队的成员。李方明、窦原坪单双杠技能过人，方明纵身一跃上杠的矫健身姿，如同鲤鱼打挺！更有单腿跨杠轮盘转的精彩动作，常引得围观同学喝彩。1980年冬，学校在文科楼南侧建了滑冰场，举办了全校滑冰比赛，王吉普、刘洪远和笔者参加了300米速滑项目。毫不夸口，笔者的速滑姿势相当正规潇洒，速度也快，为观众称道，但刚学滑冰不久的刘洪远却能把冰场当“赛足球”，跌跌撞撞向前冲，“那叫一个生猛”速度居然也跑至前列。

巾帼不让须眉——在全校田径运动会女子2×400 m接力赛中，我们班的王美英、康荣华、赵金梅等女生英姿飒爽，跑出了好成绩。尤其是，轮到王美英和小昭接过大棒了。关键时刻，他们奋力加速，超人抢先一步，引爆了与“加油，美英”呐喊交织在一起的热烈掌声！在100米短跑、手榴弹和标枪项目中，小昭领先，连续创造了第二、第三和第四名的成绩，并获得了许多奖项。赵金梅也是全校知名的舞蹈人才。1981年，她代表学校参加了省大学生文艺演出，并凭借主演的舞蹈节目获得二等奖。带着名声回来，带着八步舞走在校园路上，美丽的影子闪现。

我们班是一个自由、欢乐、激情的群体。按说各类文艺人才并不比其他班级更具实力，但凭着发自内心的真诚、学历史培养的认真、飞扬的青春激情和团队的情怀……在各类联谊活动中，并不输于他人。赵晋梅的舞蹈、张栋的笛子独奏是大家公认的优秀保留节目，以后又杀出黑马——宋大军的男声独唱《三套车》，音质是那么透亮，情感深挚，还可用俄文演唱，更具魅力；刘波的武术表演——虎步生风，动如脱兔，跃如霹雳，出拳踢腿，势不可挡！让大家突然感到了这位平时君子风格的小个子同学的精气神，居然有那么奔狂，预示着勇往直前的超越！记得“大四”时一次历史系有三届同学参加的联欢会上，由张栋担任指挥，我们班部分同学合唱了两首歌曲：一首是由笔者作词、张栋谱曲的《前进，新时代的大学生》，歌中唱道：“祖国祖国，我们的母亲，振兴中华，青年的责任。未来未来，美好的前景，实现四化，神圣的使命。大地将刻上我们开拓的脚印，长空将留下我们奋斗的身影……”毫无疑问，这是一首只演唱过一次就永远销声匿迹的歌曲，但为了这首歌，我们多次修改，排练演唱，充满激情；后一首歌，是当年家喻户晓的电影《少林寺》主题歌——《少林少林》，一唱起这首歌，全场共鸣，合着节拍。直到今天每当我们一想起这首歌熟悉的曲调和歌词，也会情不自禁呼之欲出：一个要当好汉气贯长虹的音乐主题，从那时就落入我们心底……

还有一些自编自演的节目，至今记忆犹新:和景演的二人转哑剧《约会》，让人捧腹大笑！穿上雪花膏、拍照、写情书等一系列动作，可谓现代高级幽默，精彩绝伦。杨子辉和李华瑞表演的哑剧《一见钟情》同样生动，杨子辉被大家“评论”为最佳小丑演员。说到书法，有王春、张文远、王逸等。是最突出的，经常可以在班级或历史系的板报上看到，字迹端庄或优美。

……

如今，我们想请岁月来回答:这些青春故事属于从前的我们吗？为什么回忆会突然让我们心跳加速，眼睛发烫？

五

1982年秋天，我们毕业了。扬帆起航，不问问题。

时空相隔四十年……就在不久前的六月，在深圳龙岗区“四季花城”小区一套不大的住房里，刘小琴安静地坐在桌前，敲击着键盘，一字一句地校对自己即将出版的第一本诗集《等待九月》。 诗中写道；“长长的一生/只有薄薄的一本诗集/ 属于自己”“生活多么具体/每时每刻在细节里/细节逐渐干枯/抽象成史书……”退休前刘小琴是深圳笋岗中学历史课高级教师，退休后在社区杂志《家园》做志愿者，编辑他人的诗文，也咀嚼回味自己的历史人生，深郁的情感化为诗的缪斯。词语撼人；蔡雁辉的住处距刘小琴不远，今年适逢“花甲”亦办退休。和大学时代相比，曾担任过龙岗区教育局党委副书记的小蔡变得干练、爽朗，健谈。无独有偶，小蔡如今亦在“与诗同行”，选编着自己的第二本诗集。她的诗更多地蕴含明媚的情调，直抒胸臆，她赞美同学情谊：“…我们是最好的学友同窗……命运让我们天各一方/岁月让我们变了模样/但是只要想起往日时光/我们的眼睛就会发亮……”而喜写古典诗词的刘希顺同学则以《水调歌头》抒怀 “……当年月/熬夙夜/校园酣/落花流水春去/极目凭栏/思绪翩翩依旧/斗转星移几度/大地走云烟……”。

看来“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诗词绝不是只有年轻人的专利。

当年我们“78”班大学毕业时还实行国家分配制。一方面国家亟需人才，大学生受到热烈欢迎和重视，人人都有一份工作可做，另一方面除了学生自身条件外还受诸如省属院校局限、考生地区、户籍、是否带薪、家庭条件等多种因素制约，使得许多同学未能按心仪就业，一些具有学术潜质热望留高校教书研究的同学更是心存遗憾。四年的欢乐告一段落，命运的考验又在面前。

“去修远的路很长，我会上下搜索”...

回溯往事， 我们七十一位同窗的大致走向如下：

在第一方阵中，有四十多名学生担任过中学历史教师。现在，桃李芬芳，人间弟子。这些学生可能在社会上默默无闻，但他们教书育人，努力工作:默默做自己，无愧于心；为别人沉默是很大的成就！正如陶行知先生所说:“青年的命运掌握在教师手中，民族和人类的命运就掌握在教师手中”。

王林子，回到故乡甘肃甘谷县一中教历史课，一教就是27年，从初一教到高三，为学校屡创佳绩。体魄健硕堂堂男子汉形象的林子老师，待人谦虚宽容，对学生温和耐心，唯对教学一丝不苟精益求精，评为高级教师后又被评为甘肃省特级教师。2009年林子担任了主管教学的副校长，一直到干到退休,担任这所省级重点中学的副校长后，忙碌中一直未脱离历史教学，他说“我心里很喜欢教书……”。一起毕业回到天水地区的同窗好友黄志昌，分配去了条件较差的漳县中学，经历了“…离亲别友进山城/人生地疏凭谁诉/孤灯空对到天明”的苦闷阶段，但他未在困苦中低头，一步一个脚印搞好教学， 1995年就被省教育厅评为全省“高中毕业班会考先进个人”。他以自己任教三十四年的心血，兑现了自己上大学前的承诺，虽“无大富亦无大贵”但求年华未虚度——做了一名具有真才实学的中学老师……

以前听老师讲历史，现在轮到我讲了。如何上好中学历史课？短期目标是为升学和“高考”保驾护航；长远的意义在于传递人类历史文明的火炬，让后人拥有丰富的历史素养和正确的历史观——每一位留在中学历史课堂的老师都为此奉献，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

—— 袁本愉，兰州三中历史课老师。在毕业后十多年教学中不断探索历史教学法，教学效果出众，被评为甘肃省特级教师。后调至市教科所，成为兰州市中学历史学科带头人。进入新千年后，她想到该按照21世纪高素质人才之需求推动历史教改，撰写了多篇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文章：《高中历史习题教学“自主演练法”初探》《评述式材料解析题与历史能力培养》等等，并身体力行推动教改；

王永增最初留在敦煌研究院，被任命为副教授。90年代初赴深圳经济特区，在深圳福田区中学任历史教师。2001年，他以优异的教学成绩被评为深圳市教育系统先进个人，受到市政府表彰。2004年获深圳中学“名师”称号，成为全市历史学科带头人；

同学们习惯昵称“游大姐”的游济荃，毕业后在济南一中教书。担任高中历史课老师和班主任期间，连续实现了文科高考班平均成绩全市排名榜首的优异成绩！她结合教学实践，写出了一系列中学历史课教学的研究论文：《历史教学与学生学习心理》《中学历史教学与学生非智力因素的培养》，《历史教学与学生理想人格培养》《中学历史教学与教师心理》等，获得山东省历史教学论文一等奖。1995年调至山东省教育学院，担任了山东省培训“初中历史教材教法”首席辅导教师；

范被分配到甘肃教育学院，后来回到北京，长期负责高三文科重点班的历史课教学，使一批学生在高考中取得了好成绩，在学校享有很高的威望。2012年达到退休年龄，但“无法举办”的学校一再保留，依然忙于教学。

当年班上年纪最小之一的景生明同学，毕业后分配回到故乡临夏康乐县一中任教。这位学生时代始终面带几分腼腆羞涩的“小同学”，心中却怀有鸿鹄之志和深沉的情感，大学时期就曾构思创作自己农村生活经历的长篇小说《黄土青天》，还利用假期去省档案馆收集资料，为研究写作1943年发生的《甘南民变》做准备。20岁开始教中学历史课后，他不满足传统讲课方式，只考查学生对历史知识性的记忆，而是锐气十足，较多运用讲故事的办法培养学生的兴趣，有意识地训练自己“讲历史课叙事的条理性、事件产生发展推论的逻辑性、细节交待的形象性、语言表达的生动性……”1996年小景调至浙江台州教中学，又是二十多年，他继续探索历史教学观念和方法的改革，在学校推动研究性学习的教学，所指导的“明代台州两处抗倭战争遗址的调研课题报告”获浙江省一等奖；2004年他参加浙江省历史优秀课评比，以“甲午中日战争”的授课获得一等奖……

马月兰被分配到母校第二附属中学任教。在教好历史课的同时，他喜欢选择自己的课题进行研究。大学刚毕业一年，他就发表了一篇关于地方志的论文《兰州历史沿革简介》，受到市委宣传部和市社会科学研究院的关注，为兰州历史文物的编纂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

从历史教员走上中学校长岗位的同学还有王登谭和卢世雄：王登谭在甘肃靖远矿区一中担任14年历史教员，勤奋加认真，“每一天像上足发条的钟表一样转个不停”也品尝到做老师的快乐！组织上发现了他的才华和管理能力，1996年经过考察，直接把他调入矿区第二中学担任校长。老天爷！此校有170多位教职员工和3000多学生，长期环境不良、校风不佳，是有名的落后单位，建校20年已换过十任校长。面对危局险境，王登谭毫不退缩，殚心竭虑，大乱大治，他大刀阔斧加强管理，整饬校纪校风，美化环境，大胆使用有事业心的教师员工，扭转学校的颓势！经过14年的奋斗，学校彻底改变了模样——“园林化、校风正、学风浓”教学质量大幅提升……如今已退休的王登谭，每当回想起这一段风浪考验，觉得此生足以欣慰。已年届七旬的卢世雄大学毕业后一直在甘肃临夏州担任中学历史教员，后担任自治州卫生学校校长，三十多年中“老卢”坚守知识分子的良知，不为社会上弥漫的升官经商发财的“风尚”所动，亦不为五花八门的各种思潮所挟裹，保持独立思考之精神，博览群书，苦读为快，以教好历史课为荣，以培养学生的历史感和对历史的兴趣为人生价值所系——直到退休。

怎么能忘记、孙祖梅、李兆全、傅、冯、韩庆国、、程、孙志梅、戴德强、、李桂海等同学？他们都是学校的历史老师，都是辛勤的园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

笔者在想，如果把这个班所有中学教师的教案都汇集成一本书，那中学历史课的教案该是多么精彩啊；如果每个老师都回忆起自己的教学历史，写出一份真实的理解，那将是一个多么有价值的当代史文集啊！

第二方阵：在高校和科研单位的同学。先后有十多位同学在大学和科研单位教书做学问，锲而不舍，孜孜以求，几十年的心血结出累累硕果。有的同学已成为学界着名的学者教授，成就瞩目。

——李华瑞，本科毕业后就读于母校陈守忠先生，留校任教。1987年考入河北大学博士，师从宋代著名史学家齐霞教授。此后，他走上了研究宋史30多年的道路。现任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唐宋史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特聘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曾任中国宋史研究会副会长、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史评审组成员，成为当代宋史研究的伟大专家。华锐天资聪颖。从学生时代起，他就志存高远，心无旁骛，一路努力学习，从不懈怠，善于学习，努力写作，最终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宋夏关系史》、《宋史集》、《宋代酒的生产与收藏》、《王安石变法研究史》、《宋代赈济史稿》等30余部春秋著作共十部专著。，还有200多篇论文。可以用等待尸体来形容。曾获河北省第七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2002年获河北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教师称号。教育部青年教师奖。2006年被评为北京市拔尖人才。今年，华锐虽已到了“花甲之年”，但事业蒸蒸日上，干劲十足，依然活跃在教学科研一线...

王希恩，今年亦到“花甲”，性格坚毅沉稳，自强不息，上大学前在河西走廊农建11师黄羊镇农场糖厂做工，高考时步行70里路赶考。大学毕业后考取王俊杰先生硕士研究生， 1993年考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师从着名民族学家杨堃和汤方正教授，以后就职于社科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当代民族理论与当代民族问题，卓有成就，现任社科院博士生导师，成为国内民族理论和民族问题研究的着名专家，担任中央统战部和国家民委决策专家组咨询委员、国家社科基金评委、中国社科院创新工程首席专家、中国民族理论学会常务副会长等职，代表作有专着、论文：《民族过程和国家》《当代中国民族问题解析》《全球化中的民族过程》《二十世纪的中国民族问题》《问题与和谐——中国民族问题寻解》等，曾获得国家民委科研成果一等奖、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成果二等奖等。希恩回顾自己几十年的心路历程，认为自己的学术追求刚好转了一个大弯，大学前后希望回避现实而喜欢钻“故纸”研究，以后却逐渐对现实民族问题与理论产生了割舍不下的兴趣，转而成为终身努力的学术方向。他体悟到为解决好现实的民族问题献计献策，具有重大的使命感。历史、现实和未来永远分不开……

徐斌也是王俊杰先生的研究生。1985年毕业后，到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做研究工作。徐斌兼具记者和学者的优势。他重视研究，善于思考，勤于阅读，历史与现实相结合，文史结合，坚持写作。在担任《浙江观察与思考》杂志总编辑的十年间，他撰写了近百篇关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文章、研究报告、评论和学术论文《洞察》，文笔出众，文笔辉煌，在浙江产生较大影响。1988年，中宣部在北京召开纪念改革开放十周年理论研讨会。徐斌《温州社会二元结构调查报告》入选浙江优秀成果代表，并参加北京会议。2001年后，徐斌撰写了第一部史学著作《魏晋玄学新论》，从自己独特的人文观出发，剖析魏晋玄学，将崇尚真善美与实现人的自由境界联系起来，解读和评论魏晋先贤非凡的精神价值。可以用一句家书来形容，呼唤出心中的真性情...这本书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2002年，徐斌调至浙江工商大学任教，先后担任该刊总编辑、教授、人文学院院长，并回到历史教学与研究的银行。十七八年间，他在讲授历史课的同时，勤勤恳恳地工作，撰写出版了《王充传》《王羲之传》《马寅初传》《马寅初长年谱》《共和国命运的选择与思考》等专题文章...2011年，徐斌退休，任工商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告别演讲《童心未泯的孩子回家》，直言不讳、坦诚地批评了当下的教育问题到目前为止，其意义并未减弱。可惜的是，今年4月26日徐斌因病去世，太早告别了心爱的生活、知识和亲朋好友……唉！徐斌，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在大学任教的我班同学还有在天山脚下新疆教育学院历史系的王维克教授，南海之滨湛江“广东海洋大学”的马志荣教授；陕西师大的张文琳教授；留在母校历史系的李积顺教授、李建国教授；天水高等师范的郑正伟教授等人。

打开百度搜索，可以看到马在海洋大学的教研不是历史，而是海洋经济、海洋发展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而且，主持“21世纪初中国海洋资源开发与管理战略研究”这一重大科研项目，我感到既兴奋又惊讶。当然，教材《中国近代史》依然在容止教授代表作一栏注明。我多么想知道容止的学术视野是如何从黄土高坡变成蓝色海洋的，又是如何从古代史的深处飞到21世纪的未来空？.....这种飞跃是一个展示勇气的故事...

当年留校任教的李积顺，1989年考进武汉大学历史系读硕士研究生，毕业又回到母校，现在担任西北师大文史学院教授和学院世界史研究所所长，一直从事世界现当代史、国际关系史、二战史的教学研究，成为世界近现代史专家，代表作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史要论》、《抗日战争与中国的大国地位》、《欧洲第二战场的战略争论》、《第二次世界大战与第三次科技革命》、《丝绸之路的复兴与西北地区的向西开放》等；李建国同学是刘熊祥教授的硕士研究生，一直从事中国近代史教学研究，现担任母校文史学院历史系教授、历史系副主任。他不忘师恩，还专门研究刘先生的学问，撰文发表过《刘熊祥教授与中国近代史研究》……张文琳先后担任宁夏大学、甘肃政法学院、陕西师范大学副教授、教授，长期从事中共党史和中国现代史教学研究，尤其在国际友人与中国革命史关系研究上取得系列成果，着有《国际友人与红色中国》、《国际友人援助中国革命史纪》《鲍罗廷土地革命思想》等着作和论文。

抱着“讲历史课像讲故事一样生动”思想的赵金梅，是一位冒险进入深圳经济特区20多年的传奇教学专家。她在商界开了一家公司，制作电视电影，并担任晚会导演。最后，她选择了教与学职场心理学、管理心理学、就业心理学等课程作为自己的学术方向。她深入研究了国内外管理心理学理论，调查了大量实际案例，分析了不同工作场所的特点。经过20年的学习、钻研和实践斗争，他终于成为深圳一位活跃的学者和专家，在职业培训领域享有良好的声誉。他的教学足迹遍布多个省份，曾为航天科工集团、沃尔玛、赤湾港口集团、FIYTA、南方电网等数十家上市公司高管授课...他还走进了北京大学、深圳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研究生院和四川师范大学的报告厅..今年，小昭刚刚56岁。

……

第三方阵:其他职业的学生。十几名学生从政，在省、市、区、县各级党政机关或企事业单位工作，在领导岗位上恪尽职守、爱岗敬业，成绩斐然。潘卫平、王志军、张森、孙晓刚、窦元平、张文远等。还担任局级领导职务。

潘卫平同学大学毕业后先后担任兰州市永登县副书记、县长；兰州市农牧局局长、兰州市农委主任、兰州市副市长、兰州市人大副主任等职务。读过历史深知“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深刻道理，他坚信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体，在从政的经历中，始终牢记着历史发展的规律，把民众利益放在首位：注重民生，接地气，讲实话，不尚空谈办实事，清正廉明，勇于负责，不惧挑战，绝不尸位素餐，是他一以贯之的追求。2003年一场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严重，预计有十万在疫区打工的农民工要返回兰州郊县农村，造成了防止疫情蔓延的严重压力！市委要主管农业的老潘立军令状，严控农村疫情：既不能阻止流动人口由城返乡，也绝不能任疫情在农村传播。老潘从容不迫作了保证。该如何做到严防死守，要组织多少队伍才能做到？老潘举重若轻只做了一件事，一定要把非典疫情的极大危害性及传播和预防办法迅速传达到乡村，让乡镇村落自己预防。许多人都觉得老潘太大意。结果跟着潘副市长下乡检查，发现各村口都有农民自行把守，市长的车也不能随意开过。凡是从疫区回来的民工，在各村和家庭的监督下自动隔离15天，直到无疫情感染才解放……事过之后老潘说，历史上农村经历过疫情，他们懂得用乡规民约，也有自己严防的办法，所以只要把疫情的危害性有多大告诉民众，一定能够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写本文章时，笔者问过老潘，大学读历史对从政有哪些好处？老潘答曰：就局部具体事情而言，也许并不会总是对照着历史办事，但宏观总体把握是必须的，前车可鉴，后事之师。以史为鉴可明兴替……如今67岁的潘卫平同学，已退休多年，每天陶埙一曲，含饴弄孙。但每每遇到教育问题，仍然思虑不至，感到问题难忍，试图谏言解决，正如他在回忆中写道“不论它东南西北风，不论每个人做了多少，能做多少，我们这一班人心灵深处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的根还在，心还热，志未销……”

论文短，文字长，不可能在有限的篇幅里简单介绍王志军、张森、孙晓刚、窦元平、张文远的行政成就。王志军任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副厅长、厅长级巡视员；张森和孙晓刚还没有退休。甘肃省扶贫办副主任、巡视员张森，依然奋战在最艰难的农村扶贫火线上；民主党党魁、兰州CPPCC副主席孙晓刚也在为新的历史条件下民主协商建设祖国而努力。

……

在第三方阵的第二序列中，几名学生在新闻、媒体和文化单位工作。手中拿着笔，他们努力记录着时代，表达着心中的真情。几十年的岁月变成了文字或图像。

—— 陈少沛，大学毕业后先在《兰州青年报》当记者编辑，1984年选拔调入《甘肃日报》当记者，在甘肃日报上发表消息通讯、诗文达千余篇，获高级编辑职称，后担任《甘肃文史报》副总编辑、《甘肃日报》广告经营公司总经理、《甘肃日报》社社长助理等职，退休后依然笔耕不辍，最喜欢结合历史书写甘肃古老而丰富的文化：大漠戈壁、敦煌壁画，秦汉长城、居延竹简、雷台飞燕、麦积石窟，一一见诸笔端……文笔优美，蕴含丰富，发表在自己熟悉而热爱的甘肃日报副刊上，成为美丽生活的一种乐趣。虽已年逾七旬，但身体康健，情绪盎然，谈笑风生，每天还坚持游泳1500米，十多年从不间断……

毕业后，马军在《兰州日报》和《兰州晚报》担任记者和编辑，写了很多精美的通讯。后来，他担任《兰州晚报》副总编辑，上夜班、上头条、写评论、组织报道……为了让这份兰州人喜欢的报纸变得多姿多彩，他投身于退休生活。

张栋同学毕业后先后在《兰州学刊》杂志社当编辑，在新华社甘肃分社、河北分社当记者，写出大量新闻报道优秀好稿。以后调入新华社《了望东方周刊》杂志编辑部，现担任新华社了望东方传媒公司副总经理，还在为组织报道和大型活动四方奔波，关注着时事政治、经济民生、文化建设、城乡问题的热点……张栋今年57岁，依然像学生时代激情本站，信心满满。时不时还会端起酒杯，为了友谊和交情开怀畅饮。

……

六

“天堂空没有翅膀的痕迹，但我已经飞过；思念是翅膀飞过的痕迹。”

此刻又逢秋风送爽，红果当枝。在1978班进校四十周年之际，我们又来到黄河之畔，望大江东去，叹逝者如斯夫。

我们不知道在过去的四十年里，黄河的水已经几次流向大海。

但我们知道，我们此刻回望青春，溯流而上，春花照开，秋果甜美……

来吧，同学们！祝福母校，为青春骄傲，为友谊碰杯！

让我们的故事继续延续，互相道一声，祝我们的明天幸福快乐吧 ——

同学的友谊总是温暖的，遇到的酒也不醉人。

2018/8/8 完稿于上海

在文科楼前又见面了

不可遗漏的附言：

感谢王美英，他是大学毕业30周年和大学入学40周年同学会的积极组织者。在大学里，美国和英国是班干部，他们热情地为同学们工作，真诚而快乐。毕业后，我重视同学的友谊，成为同学信任的联系人。2016年和2017年我和徐斌在杭州见面的时候，我们两次谈到了同学40年的重聚，还和春班的同学王三北聊了聊，讨论两个班能否再相聚。之后，我把这些想法告诉了美国和英国，希望由兰州的学生来组织。美国和英国欣然承担了联络事务。家务繁重的情况下，她毫无怨言，从设计方案到具体协调联络，一切事宜落实。此外，2014年，美、英、刘宏远同学创建了“历史春秋”微信群，成为我们交流信息、增进友谊的平台。

在本文的回忆写作中，为了尽可能地避免因个人记忆不准造成的误差，我查阅了当年的相关笔记、日记和相关校史资料，细读了毕业三十年同学们的回忆文集，并和许多同学见面聊天或者通话交流，与自己的记忆进行比较。同学们真诚的谈话，认真地回忆让我感动，给我信心，在此一并致谢。特别要感谢马悦兰同学不辞辛劳，专门拍摄了新校园的多幅照片发给我，让我在“旧貌新颜”的辨识中，推敲了记忆中的印记。马悦兰既是我们同学，又是师大教工子弟，毕业后仍留在师大职中任教，是最熟悉师大60年变迁之人。对她的帮助，特致谢忱。由于认识和表述水平所限，如果文中仍有误差和表述不妥之处，敬请同学原谅。

七十一个学生各有一个动人的故事。看着我们的毕业照，每个学生的声音和笑容都是生动的，亲切的，生动的。按照初衷，我希望我能给所有的同学一些建议，哪怕是点一两个笔画。但由于缺乏写作技巧，篇幅和交付时间的限制，掌握情况的限制，未能如愿，留下遗憾。特别是同宿舍在靖远分校泵房炕上住了三年的“云游客”傅，聪明、快乐、有见识的同学王继普，老实、有很多生活感悟的颜，担任了两年班支部书记、做了很多学生工作的连，一起游历江南的牛继文、杨子健，也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有很多遗憾。再次修改时，逐个添加。

戴演达同学曾发来他进学校前后的两段回忆，要我看看提出意见。我感到他的经历非常奇特：高考前忙于为其兄一件错案打抱不平，与上海某公安分局斗智斗勇、奋力斡旋，费时费神，惊心动魄，而不误高考，实现愿望。在校后又成为纠正“文革”后期上海错派技工学生赴甘肃支边运动的一位组织者，奔波呼号，与兰州、上海两地相关部门交涉，多有戏剧性场面。足见演达兄勇敢智慧的个性表现。由于这些经历比较复杂，我一时无法搞清和提炼观点，故未能在文中表述。个人以为，演达学友的经历是全班独一份的，若能下功夫写成回忆文章，对记录真实的历史，将有价值。还想说一句，演达学友对同学一片真情，毕业后凡是同学来沪，热情相迎，坦诚交谈，回忆往事，情深意长。记得在校期间，他始终很忙，和同学们交流较少，特立独行，现在截然相反，也许正是“历史”使然。如果按“三个方阵”划分，戴演达和刘洪远可归第三方阵另一序列，洪远当中学老师后改学法律，在广东当了律师，创办了律师事务所。戴演达长年在上海某大公司当咨询顾问。各自的经历，又是一番精彩天地。

毕业后的36年里，李聚宝、韩宏志、杨子辉、王毅、景、徐斌相继离开了我们……我们永远怀念他们。

2018/8/9

注:本文原标题为“忆母校，忆老师，忆同学”

作者的近照

李汀简历

历史系1978年秋季班学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央电视台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原副主任，一级编剧。编剧有《北平战争与和平》《我在长白山下的家》等。，并获得第27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剧本奖；作为《水浒传》《戈壁母亲》等200多部电视剧的艺术策划人、制片人，40多部获得飞天奖、金鹰奖；著有诗集《活石》、《心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