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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色 讲座|唐人如何好色

导语:唐代文化昌明、经济发达,国力鼎盛。工艺美术也开创了空前的辉煌,色彩绚丽即为玉成其辉煌的重大因素。2018年8月19日,由新华发行集团主办、书城杂志承办的第六十四届新华智本读书会在广空室新华书店举办了《唐人的情欲——关于唐代工艺美术色彩》讲座。本次讲座中,中国工艺美术史家尚刚
唐代文化昌明、经济发达,国力鼎盛。工艺美术也开创了空前的辉煌,色彩绚丽即为玉成其辉煌的重大因素。

2018年8月19日,由新华发行集团主办、书城杂志承办的第六十四届新华智本读书会在广空室新华书店举办了《唐人的情欲——关于唐代工艺美术色彩》讲座。本次讲座中,中国工艺美术史家尚刚先生对唐代工艺美术的色彩及相关问题进行了阐述,讲座内容专门整理出版于《此遗址的古代艺术》。

“唐人好色”中的“好色”和“扫黄”没有关系,而是指“色彩”问题。因为色彩对于工艺美术来说特别重要。有句业内的行话,叫“远看颜色近看花”,工艺美术品的花纹只能近赏,颜色还可以远观。其实,这并非只是观赏时的远、近问题,因为作品未必都有花纹,却一定有颜色。这样,又能引出一个道理,对于工艺美术作品效果、颜色是非常重要的,甚至大大高出花纹。

在中国历史上,唐人的颜色在空之前就已经很鲜艳了。工艺美术总是伴随着人们无处不在,它们被用在生活中,凝聚着思想。因此,这种迷恋在使用和衣着上尤为强烈。

陶瓷:秘色瓷与三彩

首先是陶瓷。由于烧制的进步,南北双方都表现出对对比色的追求。比如在唐代,我们发现了最早的青花,现在知道了窑址在河南巩义,在明珠地画花的窑址在河南密山,河南的瓷釉斑驳。这些属于耀州窑,位于陕西铜川,生产多种瓷器。还有以长沙窑闻名的陶瓷画。也许从这些角度来看,颜色并不丰富,但在唐代以前,陶瓷表面一般只涂有绿、黑、白单色釉,至少有两种颜色,比以前丰富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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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产

晚唐五代,最尊贵的瓷器是越窑用来上贡的秘色瓷。陶瓷器做到形状的规整是很难的,但秘色瓷是十分规整的。秘色瓷到底是什么颜色?其实“色”在古代还有一个重要义项:种类,在这里不能理解成颜色、秘色瓷就是上供用的瓷器。因此,我们看到的秘色瓷颜色并不一样,有的发灰,有的发黄,有的正绿。中国瓷器的瓷釉追求“如玉”,这种感觉是从8世纪中期以来的越窑器物、特别是从秘色瓷开始的。秘色瓷的一大特点就是釉面特别莹润,釉色也很漂亮,还会加装饰,比如扣。扣是一种老的装饰手法,在汉代漆器上很常见:用金属片包镶一圈口沿,有铜扣、银扣、鎏金银扣。包镶口沿的目的有二:一是使器物本身更加牢固结实耐用,另一个就是,包镶的口沿能够在器物表面造成材质和颜色上的对比,即所谓的金银平脱。金银平脱是唐代一种典型的装饰技法,本来是用于漆器的——在漆器装饰面先涂上大漆,然后把剪刻好的很薄很薄的金银花片黏贴到漆器表面,之后再涂漆,让纹片粘得更结实,最后打磨。如果不是在法门寺出土了金银平脱的瓷器,我们很难想象金银平脱还可以装饰瓷器。用金银平脱装饰瓷器尚没有文献记录,这是很特殊的一例,也表现了唐人对色彩的喜爱。

在珍珠地里画花

金扣

唐代陶瓷里,今世声名最大的无出三彩。三彩其实不止三色,颜色要丰富许多,只是古代汉语的数词常是虚指的,这种陶器颜色比较多,故称三彩。此外,三彩得名很晚,唐代并没有这个名词。在上世纪初,在洛阳一带的显贵墓葬中出土了这类东西,被当时的收藏者、文物贩子称为三彩。三彩是殉葬的明器,但这些明器再现的却是环绕墓主人生前的彩色世界,展现了他们对身后多彩生活的向往。

三种颜色最早出现在高宗时代,并在许多窑中燃烧。玄宗开元年间,它们盛极一时,最奇葩的器物都是从长安和洛阳的王公贵族墓葬中收获的。开元末年,由于唐玄宗认为丧葬过于奢侈,下令明瓦为明器,于是天宝年间两京三色消失。这种低温铅釉陶虽然会用模印、叠放、刻画、彩绘等各种装饰,但最需要强调的是釉色浸润流动,效果淋漓酣畅。

三色骆驼驮乐俑

三彩分成两类,一类是雕塑类,包括俑马、骆驼、建筑模型;还有一类是器皿。国家博物馆所藏的骆驼载乐俑,是三彩里很有名的一例,形体较大,色彩也丰富。三彩流行的时候,正值中西方交流最频繁的时期,所以三彩上的很多造型特征都打上了中西交流的印记。很多人认为三彩里面最珍贵的颜色是金,但是从工艺角度来看,最珍贵的应该是蓝色。这种蓝色用的是氧化钴,钴料经过检测证明来自波斯,和以后的青花材料一样,非常珍贵。

三色双龙柄瓶

铜镜的颜色与运用

铜镜是古代用来管理和识别能力的工具,正面明亮,背面有花纹。图案通常是铸造的。唐代有许多作品以不同的方式装饰镜背,如“蜗牛”、“宝”、“宝”、“金背”、“银背”、“金”、“金银”等。其中,颜色简单的镜子就是“珍珠母”镜。珍珠母也是漆器的一种做法,即把贻贝切成图案,贴在涂有大漆的装饰面上。还有一种镜子,叫宝镜。20世纪80年代,浙江湖州的一个塔基出土了一些漆器,其中一些是彩绘宝。主要的镶嵌物是蛤蜊,但也加入了一些其他的东西,比如红琥珀和青金石。因为漆是有机的,时间长了会腐烂,底漆没了,镶嵌物也就没了,所以出土的镜子不是很好看。然而,在日本,保存完好的有不少,被记载为“扁螺镜”。

螺旋镜

在唐代,还有一种更高级的镜子,即宝钿镜。宝钿镜就是把金丝做成花纹焊到装饰面上,里面再嵌各种珠宝。当时还有所谓的金背镜、银背镜,就是在镜子背面嵌金嵌银。金花银背镜嵌的是银片,但在其主要装饰部位镀金银片。

那么,唐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特殊的工艺镜呢?除了唐人的日常使用,唐人还用镜子装饰建筑。公元9世纪,长安城内又增加了一个新的宫殿群“青思寺”。《新唐书》、《旧唐书》和《辞赋·元贵》都有记载,说青思寺建成后,“以铜为镜”。有人说用了“三千块铜”,也有人说用了“三千块铜镜”,镜子也用了“薄十万倍的金银”。后来经考古证实,青寺遗址出土了大量铜镜碎片。

金银屏起飞镜

如果说,宫殿张挂铜镜仅为装饰,那么在寺院,还是信徒的供养。9世纪上半期,日本有位僧人圆仁在中国生活了很多年,把自己的见闻用日记形式写下来。在圆仁从扬州去长安的路上,他拐道去了五台山,看到大华严寺里面挂了很多铜镜,说:“宝装之镜大小不知其数。”这句话非常重要,从中可以判断,它们是镜背朝外,挂在墙上的。因为,东洋的和尚是来朝山观礼的,绝不会走到墙边,翻转铜镜,由此可见,铜镜的装饰面是朝外挂的。

唐代金银器之美

唐以前,中国金银器虽然制造时间很长了,但水平一直不是很高,数量也不多,唐代才有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仅是量上的增加,而且艺术也很快达到巅峰,以后再没有做过这么好的了。当然,我主要说的是容器。金器分为两类,一类是饰件,中国一直做得不错,但器皿的制作一直不发达,数量很少,直到唐代,才大批出现,并达到了顶峰。

金银器皿和镀金容器

镀金容器

镀金容器

唐以来,对酒器、带饰、马具的材质有等级的限制,玉最高,金次之,银又次之。由于等级越高,人群越小,兼以黄金纯度越高,材质越软,制成器皿,易于碰扁,因此,金银器皿之中,永远是银器多、金器少。为追求富丽的效果,唐代的银器常常鎏金。鎏金的做法有两种,一个是通体鎏金,时称“金涂”或“金镀”,一个是在主要的装饰部位鎏金,做成“金花银器”。前者虽用金较多,但制作简便,后者虽用金较少,但制作繁难,同时,前者虽金光灿灿,但毕竟仅只一色,显得单调,后者却金银交辉,华丽异常。显然出于对彩色的爱恋,唐代金花银器远远多于通体鎏金者。

金花银樱桃笼

法门寺有个银丝编成的器物,时称“结条”,花纹是用金丝编的。由于出土在法门寺,专家多以为它们与茶事有关,是烘焙茶或盛放茶饼的器具。但在唐代诗文里面,有两次提到过这种器物,杜甫在《往在》里写道“赤墀樱桃枝,隐映银丝笼”;令狐楚《进金花银樱桃笼等状》里的“每闻采撷,须有提携。以其鲜红,宜此洁白。前件银笼并煎茶具,庆等羡余旧物,销炼新成”。因此,它们最有可能还用于采摘、提携、盛贮樱桃。器物本身非常华丽,银笼之上,金花灿灿,已经华艳、美妙至极,若置放新鲜樱桃,红樱桃再连带绿枝叶,那色彩便更加华美绝伦。这也给了我们一个提示,因为现在的很多设计只考虑其本身是否漂亮,不考虑使用中的效果,而这就是使用中产生华美效果的一个典范。

象牙制品、玉石、玛瑙和木制品

唐代富足,造作常常取用高档材料,如象牙、如美玉、如名木。高档材料的质地必定极其美妙,在其他时代,为彰显材质之美,常常不在其表面施加遮蔽性装饰。唐代则不然,对华美彩色的渴求时时压倒了对美妙质地的向往,为展现彩色,常常附加装饰。

表盘和雕刻象牙尺

以象牙器来说,就有很多装饰手法,比如拨镂,做法就是先染色再刻花纹,花纹里面有时还填色。有些做成围棋子、尺子。唐代少府监下面有五个署,包括中尚、左上、右上、织染、掌冶,都是做工艺美术品的。中尚署每年都向皇帝献尺子,皇帝再将尺子赏赐给大臣。赐尺的意图并不在为他们添加美丽的物件,而是要取其象征的意义,要借此勉励臣僚明察精鉴、行合规矩等。而警示臣僚的器物居然也如此色彩炳焕,足以证明唐代喜爱用色。

美玉一直备受推崇,其素材引人入胜,令人惊叹。然而,在唐代出土的玉器中,有嵌金的,有金饰的,也有珍贵的,都是将色彩装饰运用到典雅的白玉上。在中国古代,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人们的生活用品和服装都受到严格的等级限制。在服饰上,唐人特别注重玉带的装饰。

窦婉墓出土的金玉宝钹饰品

今见制作最精美、色彩最灿烂的是长安窦皦墓玉带,它共十五块,除带扣外,带饰皆以镂空的羊脂玉做框缘,玉下衬金板,又有铜板托垫,金板上,金板上面掐丝嵌珠宝。大唐有起梁宝钿玉带,是三品以上武官和仪卫官公服的组成部分,窦皦便是这等人物。按唐人小说的描述折算,一副华美玉带的价格相当于长安城里十五所中等宅院。

说到玛瑙,中国人认为玛瑙一定是红的,“玛瑙不红的时候总是差”,但玛瑙不能全红,全红的时候就便宜了。好的玛瑙应该是以红色为主体,但上面有透明的纹路。古人称颗粒透的玛瑙为极品。早期的玛瑙材料都来自国外,唐代文献多次记载了来自西方或日本的高级玛瑙或玛瑙材料。

紫檀蜗牛琵琶,右边是琵琶的背面

紫檀木色沉稳,纹理优美,手感极佳。清朝家具采用甚多,通常的做法是任其裸露,以尽显其美,但唐代常常再附加绚丽的彩色装饰。最着名的是螺钿五弦琵琶和木画棋局,它们珍藏于日本奈良正仓院的北仓。

在琵琶的正面,不仅有一簇簇的花,还有骑骆驼的人演奏琵琶。背面鸟语花香,花心和叶心用红绿颜色和泥金描绘,上面覆盖着琥珀和龟壳。在不同深浅的透明度下,表现出颗粒颜色的美,极其美丽和纯熟。值得一提的是,唐代琵琶可分为五弦和四弦两种类型,其中五弦来自印度,四弦来自波斯。正仓院的琵琶是五弦实物,但装饰中看到的琵琶是四弦。

丝绸与服饰

在唐代的手工艺品中,丝绸无疑是最能代表色味的。丝绸最大的用途是做衣服,应该穿给别人看,它的面料是最能展示的。同时,在古代,无论是政治上还是经济上,丝绸都是最重要的工艺美术品类。

金丝绸

工艺美术里面不大重视丝绸是因为它容易腐烂、难保存,所以早期丝绸很少,大家的研究兴趣也就不是很高。现在做工艺美术的人,做丝绸的极少,大部分都做陶瓷,古人反倒不大看重陶瓷。

中国丝绸发明得很早,魏晋南北朝时期就传到了西方。但是西洋丝绸的褪色很严重,而唐朝的褪色不是很严重。在中国古代,它主要是植物染料。虽然它们取自植物的根、茎、叶和果实,但颜色相对牢固。

四骑狮子在朱利安狩猎织锦部分。在唐晋中,这件作品最为精美。图案是“外国的”:猎人胡翔,马翅,异国花树,非中国出生的狮子。

唐代丝绸的用色最富典型意义,其色彩鲜丽华美。丝绸有很多品类,比较轻薄的有纱以及若干罗。纱本来是没有花纹的,后面可以加工上去,比如染、点金。罗的颜色可以很浓烈,也可以很柔和。

丝绸的最高境界是前期的织锦,后期的锻造。锦缎是色彩鲜艳的提花织物,表面色彩丰富。但在唐代以前,织锦很少超过五色,唐代以后变化很大,往往超过十种颜色。唐人还用许多诗歌来描写、赞美和歌颂金…

唐代丝绸里有一种典型叫“繝”,织法可以是锦,也可以是绫,织物表面排列着一个一个的彩条,有时会有花纹,但只是彩色的点缀,主要是为了炫耀其绚丽。

敦煌藏经洞金色刺绣包

印染方式很多,唐代最典型的是夹缬。关于夹缬的制作有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是用两块镂空的花板夹住来印丝绸。那是怎么张挂的呢?就是把织物对折悬挂起来,用花板夹住,用完一板再用下一板。夹缬一般为两色,唐代经常有彩色的,成匹卖给人家做衣服。元稹有句诗就谴责当年妇女衣服的配色,说是“尤剧怪艳”。而唐代,除了女人,一些特别爱张扬的男人也爱穿这样的。

用彩线绣是不够的,还要用金线和银线绣。其实织金织银的做法比较简单,就是把金线钉到刺绣的地方,也要钉珍珠和se se。梅琳村认为硒是青金石。与此同时,由于刺绣方法的变化,唐代刺绣也有所增加,尤其是平绣的出现,增加了其色彩的丰富性。

唐代女装的配色“特别戏剧化、奇特”

在文献记载中,古人的衣服颜色和社会等级有关。虽然并非等级越高,衣服颜色就越好看,但会造成社会心理上的“漂亮”。在唐代都市的大街上,人们直接穿高级衣服的会被抓住,因是僭越。所以人们就在外面穿一个符合本人身份的颜色的衣服,里面露一点出来。出城后就没人管了,衣服一脱,颜色就露出来了。

当时,中国和西方有很多接触。想派使臣,去大国就派大官,去小国就派小官。但是如果你派一个小官员给人家,人家会认为他们不注意自己。因此,他们会用小使臣和大官穿的衣服来显示自己的地位和重要性,这就是“要强大”。然而,也有使节回来后拒绝归还衣服的情况,迫使皇帝发函索要。

总结:

在描述了一般现象之后,我们可以知道以下关于“唐代情欲”的情况:

时代风气的兴起总得有个引领。这引领者是谁呢?在我看来是统治集团,早期色彩艳丽的东西都和皇室或者官府有关。在我们展示的作品里,窦皦墓玉带最早,是627年的随葬品。三彩年代也比较早,是皇家给宗亲和高官的葬具,唐高宗时期开始出现,唐玄宗时候最流行,但开元二十九年以后,一下子衰落了,这跟唐玄宗有很大的关系。唐玄宗曾下过诏书,宣布丧葬不得再使用华丽的葬具,都用“素瓦为之”,素瓦说的就是陶俑。同时,三彩的例子也证明了唐人对色彩的追求贯穿今生来世,彩色既涵盖日用器,也涵盖明器。

其次,唐代工艺美术对造型和图案的追求有明显的差异。初唐时,形制相对挺拔,后来变得圆润柔和;早期图案和晚期图案有明显的变化,但对色彩的追求是一致的。

疑问:

关于唐人的情欲,有人能解释,有人不能。其中,有两点仍不得而知:

第一个就是,工艺美术品里,丝绸是典型,色彩繁丽的丝绸,莫过于锦。可是为什么汉人穿锦、对服锦的热情远远不及少数民族,特别是不如西北的少数民族?这个原因我不能解释。中国人织锦织得最好,可是服锦的热情却比胡人低了很多。

不年图

用图来进一步说说我的疑惑。阎立本《步辇图》表现的是松赞干布派丞相禄东赞向唐太宗提亲的场景,画上有十几个人物,穿锦的只有禄东赞,是西南胡人。现在关于《步辇图》有很多说法,有说不是唐代而是宋人所画。对绘画鉴定我不敢乱说,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个范本属唐代前期。禄东赞衣服上联珠圈里面用的是单独图案,而当时中国内地用的常是对称图案,而且早在8世纪初,这种连珠纹就退出了中国装饰的主流。这是当代考古学提供的新知识,这样的细节宋人绝对不了解。

二是唐代对色彩的追求一下子就如此明显,究竟是谁影响了它,又是什么影响了它?可以推测与中亚和西亚的交流有关,但目前尚未得到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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