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楼娱乐指南 《上海·爱》：清末民初上海的“情色文化”

妓女和妓院象征着城市的奢靡繁华。明清时期江南城市繁荣的工商业与富庶的市井生活催生了娼妓业，且兴盛不衰。无法通过科考步入仕途的失意文人入城谋生，在声色犬马的城市生活中运用自身的文化资本，在与妓女的交际中不但造就了“名妓”，更开创出雅致的“情色文化”，塑造出一个婚姻生活之外的“情感世界”。鸦片战争以来的“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导致传统文人士大夫群体内部的“雅文化”在开埠口岸上海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几十年后，文人士大夫在彷徨和矛盾的心态下蜕变为城市知识群体，而昔日以娇弱之态出现的名妓则华丽转为“城市明星”。民国以降，传统青楼文化全面解体，终至成为明日黄花。

这个颠覆性的过程是怎么发生的？叶的《上海之恋》勾勒了这一剧变的具体过程，并分析了其原因。叶注意到，“在中国城市史的研究中，娱乐业并没有得到相应的认可”。在她看来，“上海城市形象的关键是娱乐业，它吸引了各行各业的金融巨头和商人”。上海的娱乐文化与名妓息息相关。晚清大量崇尚卓越的小说将上海与妓女联系在一起。上海妓女小说的诞生，可以说是都市小说的开端。围绕城市的娱乐生活或经济文化生活，出现了一批专门与城市相关的小说。在这些小说中，第一次出现了现代大都市的都市人物，即上海妓女，她们是中国现代文学中第一批现代都市人物。在研究路径上，作者受到了何晓、安克强对上海妓女研究的影响。同时，作者也强调了本研究与现有研究的区别。何啸“主要从权力和控制的角度”考察了妓女作为性工作者所受到的社会压迫，而叶的思想则直接受到关于晚清小说孕育了独特现代性的结论的影响。本书致力于回答以下几个问题:19世纪末各种文本展现上海时，为什么上海名妓的形象无处不在？这种联系是如何表达和反映他们可以产生的特殊影响的？

叶《上海爱情:名妓、知识分子与娱乐文化·生活·阅读·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11月

在研究方法上，作者运用阐释学的文化史研究法，不拘泥于史实本身，而是通过对王韬、邹弢、李伯元、陆士谔等晚清文人发表的作品进行文本细读，发掘文献展示的意义世界。在研究资料上，作者综合运用了大量明信片、地图、人口统计资料、绣像小说、广告、报刊、回忆录等文献。全书不以时间为序，而是按照几个相互平行的线索构建框架。全书七个章节大致分为三个主题：第一，考察上海名妓的生活世界及其对城市文化的影响；第二，考察上海文人与名妓之间的关系；第三，考察现代出版业对名妓与娱乐文化的形塑功能。下面，笔者拟按照上述三个主题对该书展开述评。

《游戏报》、《图片日报》、《点石斋画报》等小报，以及《海上花》等小说，都有大量关于妓女和城市空的描写。从20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初，上海的名妓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他们的身份、性格、生活方式成为舆论热议的话题。近代上海女性身体运动空的范围和方式，决定了女性摆脱传统封建文化束缚的自由。与传统名妓经常出现在乡村自习室或私宅等私人空房间不同，晚清时期，上海名妓频繁出入城市公共空房间，通过将西方物质文明带入生活世界，成为时尚引领者和传播者。在老城区隔间和特许商店出售的西式藤条沙发、香水、羽扇和串珠头饰进入了他们的闺房。他们住在福州路附近的娱乐区。如果说传统家具传达的是距离、秩序和宽广的宗族结构，那么新家具则传达的是一种带有现代感和舒适感的亲密感。坐马车、吃大菜、看戏是他们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它们出现在南京路的各种商店里，争抢风头，在赛道和操场上不落俗套。当人们哀叹，“上海当地的女人不知道街上有多少人，路上遇到或遇到的人都兴高采烈地说着话，笑着打招呼，这被认为是真的。”。这风越来越大了，我们不能禁止。".

尽管名妓颠覆传统等级秩序与超越社会界限的行为常常招致时人的讥讽，但她们身处社会边缘，没有束缚，我行我素，体验着越界的快感，只在对自己“生意”有利时才坚持传统。她们打破了老城厢妓院里的传统规矩，用新式社交礼仪和一系列经过利益权衡后选择的交易行为，塑造着租界妓院的新规则。一流名妓苦心经营自己的仪式资本，以便与客人的经济资本相抗衡。新式娱乐最大的吸引力就在于这种建构出来的平等性。名妓作为主体，希望人们把她们的“服务”看成职业的“娱乐接待”。

《红楼梦》不仅对晚清小说创作有很大影响，而且与上海的青楼也有着密切的关系。上海青楼妓女阅读解读《红楼梦》，将红楼梦的名字冠在自己的身上。在上海流行的花名册中，把红楼之美与青楼女子之美相提并论，或者引用红楼《短命师》一书作为评判美的范例。“大观园”象征着诗画和众生平等，成为上海文人雅士和名妓共享的文化遗产。名妓选择在小说中扮演这个角色，不仅把自己置身于熟悉的高雅文化中，还获得了一些叛逆和时尚的自由。他们精心设计了自己的客厅，用各种罕见的装饰品营造出独特的氛围，将幻想世界与现实世界分隔开来。“吴侬软语”是他们的专业语言。他们以可观的文学知识和诗歌技巧为基础，在优雅的游戏中打发时间，展现了他们的敏捷和文学天赋。客人都玩贾宝玉。他在模仿贾宝玉与女性亲友博弈的过程中，在妓女与嫖客之间制造了一场“感情生意”。拥有西式建筑、宽阔街道和耀眼店铺的上海物质世界，已经成为他们的游戏空。随着各种小报的铺天盖地，上海正逐渐成为一个每天上演爱情剧的世界游乐场。

水印木刻版画《照相馆名花图》勾勒名妓拍照场景。

文人与妓女之间相知相惜的现象经久不衰。远离家乡赶考的贫寒士子客居都城或省城，他们大量空闲时间与家财都耗费在城市的青楼之中。与妓女的往来成为他们日后追忆歌咏的主题之一。明代科考频繁，地方上累积的生员群体日益庞大，导致大量生员无法通过科考之路步入仕途，不得不在富庶繁华的城市另谋生计。他们深感怀才不遇，流连妓院，将内心的愤懑、怅然之绪全然投入妓院之中，以寄情声色消解仕途之失意。“情感世界”成为“科考生涯”之外的精神寄托。文人与妓女共同谱写着一曲“共情”的乐章。

晚清上海的文人虽然也止步于科研之路，但他们在城市中的生活轨迹却与前辈大相径庭。开埠以来，他们被上海无穷无尽的机遇和活力所吸引。他们曾在特许新媒体和各种机构工作，如报纸、出版社和图书翻译图书馆，并领取工资。西方的时间观念改变了他们日常生活的节奏。他们必须在一定时间内完成这项工作。他们不再是社区的道德领袖，而只是路过“魔都”上海。做客增加了他们对上海的疏离感，缓解了他们不再扮演道德领袖角色的焦虑。他们已经脱离了传统文人的地位，现在关心的是如何在从事新职业的同时，保持一些传统文人的生活方式。

当他们在工作之余出入妓院、结交妓女时，发现世事亟变，这个群体已面目全非。上海的名妓不仅“生意兴隆”，还逐渐变成了职业艺人和女商人。她们不再符合从前的文化形象，在她们的世界里也不再有晚明的怀旧之情。她们熟练地周旋于商贾、名流等众多恩客之间，而非拜倒在文人的诗词之下。她们的转变令晚清沪上文人无所适从。在名妓面前丧失传统文化资本与社会地位，令文人心神不安。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以及社会矛盾的加剧，女性逐渐成为传统男性焦虑与恐惧的主要对象。

然而，晚清时期，上海的学者注意到名妓的快速变化，也发现了这一群体的市场价值。它们成为城市关注的焦点，代表着城市的公共形象。刚到上海的外国人，渴望了解这座城市的新奇和新奇；其他读者想好奇，但不想冒险。为了满足大众的阅读需求，一些文人写下了《花花世界指南》、《支竹词》以及各种游子小说，报道他们的生活世界甚至花边新闻，给从事娱乐和出版业的文人带来了收入。他们利用形象营销与他们崇拜和保护的著名妓女建立联系。他们与名妓的关系逐渐从相惜的“移情”发展到互利的“勾结”。报道和书写名妓的过程，也是寻找自己位置的过程。从王韬的《宋寅漫录》和怀玉的《板桥杂记》可以看出，在20世纪50-80年代，租界在文化生产上引领了全国，给了士人信心，提供了体面的社会地位。他们不再与其他士绅阶层比较，而是开始将自己视为新的城市知识阶层。他们把这种心态的转变写进了自己的作品。

近代上海的出版业通过对名妓形象的塑造创造了巨大的市场利润。名妓不再是与传统花园、闺阁相联系的“佳人”，而是被放置在上海都市空间中加以渲染，成为“都市丽人”。这一转变消解了传统雅文化中的独占性。文人把名妓“送入”市场，但同时也失去了从前“独占”她们的优势。名妓开始成为公众的观赏对象。流行于19世纪末的狭邪小说以写实主义手法披露了风月场的黑暗面。名妓开始以生性狡诈、压榨客人钱财的“悍妇”形象出现。19世纪90年代末期，当中国主张改良的精英通过变法和主办有政治倾向的报纸企图挽救清政府的衰败时，上海娱乐业的富庶繁华催生了一种新的印刷品——娱乐小报。这些娱乐小报通过把妓女推向市场形成自己的动力机制。在这个机制中，文人退居幕后，不再作为昔日妓女的情人知己，而是用笔杆子写故事；而伴随着“四大金刚”在全国声名鹊起，上海创造了“名妓文化”，名妓成为世人瞩目的“城市明星”。名妓与媒体的互动使上海的娱乐市场得到全面开发，而上海的报馆文人只能将他们失意的情绪发泄在小说里。

逐渐从社会边缘走向舞台中心的名妓，越来越多地介入城市公共生活。他们自由出行，在赛马场、四马路等娱乐室空露脸，开始表演各种公益表演。名妓的“生意”目标群体日益扩大，娱乐报纸满足了市场消费的需求，满足了大众对名妓饭后生活的好奇和窥淫癖，让每个人都可以通过某种消费模式对名妓引领的都市娱乐生活进行有限的“干预”，也就是叶所说的市场化娱乐的新“民主化”。过去只有科恩有接近名妓的特权，如今报纸却做出了讽刺性的“文化反转”，将曾经属于文人的特权带入整个市场，科恩与名妓之间交出“恩宠”的高雅文化被置于大众的视野之下，作为一种新型娱乐方式出售。

早期关于妓女的文学作品淡化了城市的角色。而在晚清小说中，对于名妓与城市描述的比重日益增加。城市被赋予奇幻的色彩，而名妓则被描述为眼中只有“生意”、权力欲和自我满足的一个群体。上海的地图、旅游指南等各种出版物中蕴含着政治、民族与文化的意涵。在不同的上海地图中，反映出的是租界作为通商港口取胜于上海县城的过程，但这并不是一场关乎种族的竞争，中西双方的主要分歧是政治与思想意识性方面的。

国内外不同机构出版的手册中对上海娱乐业和名妓的描述，反映了不同的民族文化价值观、商业惯例和公民意识。葛《上海游记》中的上海是没有过去的上海。上海在吴友如的《申江风景图》中是一个多民族的社区；传教士达尔温特的《上海旅行手册》强调了上海自开放以来在市政和公共建设方面的进步，以及租界孕育的公共精神。这些手册背后不同的理念孕育了独特而强大的上海身份，孕育了现代上海市民文化。

在《上海·爱》末尾，叶凯蒂认为，娱乐业扮演了社会变迁与现代化发动机的角色。上海租界为娱乐业和娱乐文化提供了独特条件，名妓也纷纷慕名前来，利用租界特有的环境寻找机会。小报的繁荣促使出版市场与娱乐业、名妓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密，最终诞生了一种新型都市文化。在这种文化中，传统文人失去了以往的诸多特权，成为报馆、书局职业工作者，而昔日依附于他们的名妓则登上城市公共舞台，“大放异彩”。

叶1950年出生于南洋的一个华侨家庭。她的父母是在中国的外国专家。她在中央部委和北京大学工作。20世纪70年代，叶卡提赴美留学，几经波折进入哈佛大学研究院，获得博士学位。叶以聂海花为例，研究晚清中国政治小说。在研究中，她注意到娱乐文化在晚清社会变迁中的作用，进而将研究领域扩展到晚清上海的娱乐文化史和城市史。本书在文学领域积累多年，运用了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和近年来兴起的视觉文化的研究方法；它的结论也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现代化和现代性的内涵。

叶卡提

然而，《上海·爱》一书仍有值得商榷之处。作者对名妓主体性与上海独特性的过分强调，引起了质疑。正如连玲玲所指出的，如果19世纪末晚清名妓仍然以娱乐文化创造者的姿态出现于公众面前，何以风雅的青楼文化会在20世纪迅速堕落？美国学者Alexander Des Forges则认为，此书陷入上海独特论的陷阱，夸大了上海与中国其他地方的不同。

我认为，产生上述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名妓是本书考察的对象。虽然卖淫行业自古以来就没有进入正史，但名妓作为这一行业的“精英群体”，凭借自身的容貌和美貌以及与有地位、有身份的特权客人形成的关系网络，拥有相当大的自主权和参与制定游戏规则的资本和能力。这使得叶卡第作品中的名妓显得有着浓浓的面子。这种强势的出现一方面与晚清上海开埠以来的社会变迁相结合，为晚清名妓挣脱妓院束缚，走向契约交易市场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剥夺了中下阶层妓女的生存空，在妓女群体内部形成潜在的等级压迫。开埠以来，洋具等各种“奇技、奇招”传入上海，形成了城市时尚生活的“领跑”，推陈出新。名妓所拥有的经济、社会、文化资本可以让她们更好地适应甚至“引领”城市新潮流，而中下层的妓女显然缺乏这样的应对条件，导致她们的生活和生存举步维艰。古代妓女的内部压迫与现代“新”浪潮的结合，无论是压迫的方式，还是群体内部的分化，都与古代社会大相径庭，值得深入研究。事实上，何晓作品中的妓女和叶作品中的名妓，除了前者总是与工信部在小巷中巡逻，中国警察斗智斗勇，与棚户区的帮工讨价还价之外，都具有主观性；而后者则在明亮优雅的私宅里与商人和名人调情，在赛马场上花大钱。

近代上海出版业与传媒业在蓬勃发展的同时，也在形塑这个城市。叶凯蒂注意到了地图与各种指南手册对上海的不同表述和形塑，但对于出版物和媒体对上海独特性的肆意渲染则有所忽略。这一点，也许如Alexander Des Forges所言，探寻上海发达的媒体业在夸张地表现上海独特性方面的作用更为重要。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8月。本网站被授权发布。原注释省略。现在标题由编辑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