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定监护 意定监护：一张托付生命的协议书

有意监护:托付生命的协议

第三届意向性监护工作坊全体同学。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李晨阳向公证人解释了这些问题。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自闭症儿童的绘画。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走进这间办公室，有80多岁的老人，有自闭症儿童的父母，有肚子大的孕妇，有秘密的同性恋者，还有一个非常富有家庭的继承人...8月12日，73岁的王庚生坐着轮椅进来，打开衣服，肚子上连着一个尿袋。

儿子英年早逝，身体不好的王庚生，已经在维修中心住了两年多。由于户口不在家，每次就医报销时我只能在场。他想找一个法律认可的可以自己签字的人。

在过去，这可能是一项艰巨的任务。2017年实施的《民法通则》第三十三条规定，监护不再受血缘、婚姻、收养的限制，只要你信任监护人，所有成年人都可以自由指定监护人。之后，上海普陀公证处公证员李晨阳看到了各种监护关系。有些人选择把余生托付给楼下卖水果的夫妻。一些房东和房客成了彼此的监护人。一些老人在餐馆门口发现了自助的年轻人。老同事、前下属、邻居都成了意向监护人的选择。

越来越多的人从中看到了希望。上海新虹桥公证处公证员冯爱芳多次参加公证员座谈会，个个热情洋溢，“有一种志在必得的感觉”。长期以来，公证员的工作就是机械地检查盖章，这就意味着监护给了一种可能:我要做一件大事。

自己做决定

8月16日下午，上海普陀公证处公证员李晨阳看望了一位76岁的老人。

穿过小区里的晾衣绳、公告栏、石凳，沿着转角摆满废纸箱和花盆的走廊，五楼，李晨阳敲门，开门的人是钱文华的哥哥。

钱文华躺在床上，手臂能分辨出骨头的形状。房子也旧了，墙掉了，沙发烂了，扶手里的海绵都露出来了。即使在白天，窗帘也是关着的，只留下一条缝。

钱文华的哥哥告诉李晨阳，钱文华一个人住在老房子里。半个月前，他突然患上了肠癌。当他起床时，他的眼睛是黑色的，他的整个身体倒在地上。有一天，我大小便失禁，直到邻居闻到臭味，敲门没反应，我才向居委会报告。

居委会不敢随意处置，通过派出所找到了钱文华的儿子。儿子沿着外墙爬上五楼，从窗户翻进房间，才救出钱文华，送到医院。

他已经20年没见过他的儿子了。在医院住了一天，儿子签字回家，就不管了。

儿子走后，钱文华委托哥哥去找李晨阳，办理故意监护，将自己的生命交给哥哥。

在故意监护制度建立之前，李晨阳于2013年在上海开展了遗嘱公证公益服务活动，发现遗嘱解决了来世，但很多老人却想解决生前的事情。

钱文华的哥哥已经咨询公证处两次了。在正式办理之前，李晨阳提议见钱文华。李晨阳把钱文华的弟弟带走了。问钱文华:“你哥跟你没事吧？”

“很好。”因为生病，钱文华说话很慢，口齿不清，不得不重复几次才能听清楚。

“你儿子还有希望吗？”

钱文华举起左手，握紧拳头挥了挥手。

“房子要卖了。”

“卖了。”

“你觉得我哥哥会给你钱吗？”

“不怕。”

把钱文华自己的意愿说清楚后，李晨阳松了口气，劝他“现在照顾好自己，有钱了自己请客，不要想着给谁省钱。”要“自私”，最好是“花光所有的钱”，再活二十年。

“所有路人都按照自己的理解来操作”

2015年4月24日，《老年人权益保障法》首次规定了60岁以上老年人自愿监护制度，意味着监护关系不再受血缘关系的约束，老年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自由选择监护人。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婚姻家庭法与妇女权益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李霞是mainland China第一位引入“故意监护”概念并参与相关立法的法律专家。考虑到残疾和痴呆的现象并不仅限于老年人，李霞说，“从18岁到老年，你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故，这些事故可能会导致身体残疾或大脑功能受损。”2017年10月1日实施的《民法通则》第三十三条将“故意监护”概念的适用范围扩大至所有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

政策颁布后，立即有了回应，人们来到公证处咨询。李晨阳一开始不知道如何处理，所以他笨手笨脚的。

有些老人想做有心监护，却找不到身边可靠的人。他们和李晨阳谈了一个下午，问他:“你说得很好，你能做我的监护人吗？”

“那不行。我需要公证和监护人。相当于一边当裁判，一边当球员。这是行不通的。”

李晨阳帮助老年人回忆。身边有没有好的前同事？邻居怎么样？最近有人拜访过你吗？当老人记起几遍时，李晨阳又教了他一遍。他不敢直接说，怕吓到别人。“你约他出去吃饭，说自己老了，需要帮助。有一天我头疼脑热。请陪我去医院。”

当对方来到公证处时，李晨阳再次帮忙劝说。

这是个好主意，守护者，但下一步仍然很难。关于故意监护的“第三十三条”只有88个字。法律明文规定，成年人可以为自己选择一个有意向的监护人。但是，故意监护的设立涉及到人身关系和财产保护。但在财产保护、监督制约、人身关系的登记、解除、撤销等方式上，没有可以参照的法律。当监护人有什么局限性？职责是什么？法律没有告诉公证人。

公证协议的框架和内容应该从零开始设计，没有先例可以借鉴。李晨阳想到参考其他地方的标准，发现港、新、日等地有所不同。在中国香港，故意监护只管理财产，不委托人；在新加坡，它只需要签署协议，甚至不需要备案；在日本，它要求法院任命一名监督员才能生效。

实践中，没有可以遵循的法律规范，只有“路人按照自己的理解操作”。2017年，李晨阳的朋友、上海新虹桥公证处的公证员冯爱芳也和团队的四位公证员一起摸索。

她会问公证的当事人你们是什么关系？答案是远房亲戚、邻居、老同事甚至互不相干的陌生人。

然后问，你为什么指定对方为监护人？冯爱芳担心老人被骗。一些老人指定他们的保姆作为监护人。冯爱芳打电话到居委会打听了一下，然后去了老人家和邻居家询问情况。在确认保姆对老人好之后，她会采取下一步行动。

接下来的问题是，监护人的责任和权利是什么？冯爱芳改变了主意，问老人你想让监护人为你做什么？

大部分来办理故意监护公证的人，很难讲清楚自己的需求。他们的说法是“把我交给他”。冯爱芳坐在办公室里，和他们聊了一会儿。他们通常去哪里工作？你有住养老院的想法吗？如果你昏迷去医院，要不要他帮你做决定？

把这些问题问清楚，冯爱芳提炼成行，写成公证文书。十几页往往需要看三遍，一页一页打磨出来。

政策发布以来，李晨阳已摸索出300多例故意监护公证，其中80%是老年人。看多了老人，他成了半个养老专家。一些老人来到办公室问他，上海哪里有好的养老院？有没有人能接受精神病患者？哪里可以查老年痴呆症？遗体捐献怎么操作？海葬、土葬和树葬有什么区别？李晨阳通过和老人聊天得到的信息反馈给了更多的老人。

在这个过程中，李晨阳遇到了各种养老关系。有房东和房客，肾病患者是彼此的监护人，更多的是以前的同事和老人。因为他们一起多喝了一点酒，有一次一个人在酒店门口帮助一个摔跤的老人。后来他们相识，成为了老人的监护人，每个周末都骑着摩托车带老人去公园散步。

在公证处，李晨阳遇到了80岁的老人洪芳，并请来了一对三十多岁的夫妇做他们的监护人。李晨阳问:“你们是什么关系？”

“没关系。”老人说，夫妻俩在小区楼下卖水果。

李晨阳大吃一惊，找借口让夫妻二人出去抄材料，问老人:“你被骗了吗？”

洪芳说，他想趁清醒的时候给家里留点东西。他也老了。他的儿子去年去世了，什么都没留下，他的亲戚已经十多年没有联系了。他成了一个孤独的人。万一你以后想住养老院，没人能签。我能想到的最接近的就是在小区门口卖水果的那对夫妻。每次买东西，女儿们都甜甜地叫“爷爷”。

李晨阳为洪芳办理了手续，但要求夫妻俩长时间给他发照片和视频，汇报洪芳的情况。在发来的视频中，洪方总是微笑着。8月9日，洪芳庆祝88岁生日，买了一个大蛋糕。每个人都围着他唱生日歌。

一到一百

2019年，上海公证员开始向全国分享经验。公证员来自北京、河北、内蒙古、山东、江西等十多个省份。

冯爱芳是研讨会的讲师之一。在第一次研讨会之前，几位讲师聚在一起讨论是否应该将协议制作成模型，并分发给参加讲座的公证人。经过讨论，大家一致决定不给模板。

“给他一个模板，你可能很快就能上手，但工作人员可能会盲目设置这个模板，”冯爱芳考虑道。每个客户和每个家庭都有不同的情况。“我们不给模板，就是逼公证员深挖，自己说话。谈谈委托人和监护人的关系和需求，逼他们自己做个性化的公证协议。”

研讨会共有律师、学者、相关公益组织负责人、公证员等15位讲师，从法律和实践两个方面对故意监护进行讲解。公证员也分组练习，讨论的群体包括独居老人、有智障儿童的家庭、单身儿童的父母以及同性同居伴侣。

冯爱芳多次参加公证员座谈会。说到有意监护，大家都很热情，“有一种野心的感觉”，想马上开始。长期以来，公证员的工作就是机械地检查盖章，这就意味着监护给了一种可能:我要做一件大事。

李晨阳把与故意监护有关的文件整理成一叠，放在办公室里。有人来咨询，拿出来解释。第一页是一个大箭头，从左到右贯穿一页，对应人生的几个阶段:清醒阶段、迷茫阶段、死亡和死亡。意向监护协议中包含了《我的五个愿望》问卷，用于提前安排混乱阶段的手术。

问卷中可以选择生命垂危时的急救，详细包括心脏复苏、呼吸机、饲管、血液透析。此外，你可以选择剪指甲、剪头发、刮胡子和定期刷牙。当你病重的时候，你可以在病床附近挂照片，当你去世的时候，你可以有音乐陪伴。老年人喜欢这个问卷，拿到后会说:“太好了，我需要这个。”

几乎每个人都拒绝在喉咙里插入管子，希望保持干净，他们都检查了对陪伴的需求。很多老人想不通知孩子就死，也有老人想安安静静的死。

研讨会已经举行了三期。截至目前，全国几十个市县共有170家公证处可以办理自愿监护。广州公证员周哲林曾经是培训班的学员。接受培训后，她花了几天时间思考一个基本问题:你是说监护人和法定监护人的权利是平等的吗？

在周哲林办理的一个病例中，前来咨询的年轻人赵凯查出了癌症，医生预测只有三个月了。他刚结婚两年，女儿才一岁。

赵凯担心他的妻子将来会再婚，没有人会照顾她的女儿。她想被指定为监护人，并指定她的母亲为女儿的监护人。从法律层面来说，赵凯的母亲是他女儿的法定监护人，而他的妻子是女儿的法定监护人。两者的顺序目前还没有明确规定。

在为赵凯办理时，周俞林认为赵凯的母亲相当于他死后遗嘱的延续。“并不是他剥夺了妻子的抚养权，而是选择了母亲代表他，与妻子一起履行职责。”

最终，周哲林决定在文章中写道，母亲应代替赵凯履行监护职责，与女儿的母亲享有同等权利。具体到女儿的学习权，控制她的财产，照顾她，将来改名字，都需要母亲和妻子共同协商决定。问女儿长大到自我意识阶段后的愿望。

临终前，赵凯“像一场隧道战争”，避开妻子采访协议的细节。协议完成后，赵凯去世了，他的妻子知道了协议的存在，她平静地接受了。

周哲林松了一口气，赵凯留下了她的遗愿，她帮助实现了遗愿。有的人完成故意监护后胖了三斤，有的人终于睡个好觉。重症监护室有人在协议盖章后不久就喘不过气来，还有一些攒了一辈子钱的老人办完证，一次性拿2万元买项链。

他们终于放松了。冯爱芳把这比作火柴，公证员带来火种照耀孤寡老人和残疾人家庭，让越来越多的人找到了希望。而且，“这个协议是管理人一辈子。”

首先保护贫困群体

目的是监视火势。

5月，周哲林出席广州市一家特殊儿童家长俱乐部年会，向家长讲解故意监护。几十位家长来到现场，大多数都带着孩子。会议期间，这些孩子表现得和普通孩子一样。课间休息时，周哲林发现孩子不知道怎么上厕所。一些孩子兴奋地跑到窗前，所以他们不得不探出头来。

这是一群自闭症儿童。他们的父母有一句话，“不要怕死，要怕孩子死后会怎样生活”。周哲林曾经听父母说过，自闭症孩子只要离开父母，只能活一年。

曾经遇到过一个特殊的咨询师周，他的儿子今年22岁，3岁时被诊断为自闭症。周希望找出故意监护的法律问题。中国台湾省和香港有许多非政府组织可以成为自闭症儿童的监护人，但在，周没有找到这样的组织。他希望率先成立一个社会组织，将来可以和这个社会组织签订协议，安排儿子死后的养老问题。

今年1月，由周发起，由96名自闭症儿童家长组成的“监护中心”开始试运行，并对自闭症儿童进行定期探访。目前探视对象多为父母年迈不方便照顾的“大孩子”。

每次就诊后，志愿者都需要在办公软件上填写就诊日志，如“床是否换过”“进食是否正常”“来电是否有回应”“肢体是否有损伤”...周认为他儿子死后可能会遇到的问题都包含在调查问卷中。

每位来访者都有一份委托书，由孩子的父母签字授权探视。委托书提示注意事项，包括避免与孩子身体接触，尽可能缩短每次就诊时间，不要给孩子吃巧克力等对病情有害的食物。“生命通过这份文件联系在一起，”李晨阳说。"说得好听点，死者从坟墓里伸出一只手。"

除了自闭症儿童，不能自理的精神病人，残疾人等。，都是故意监护的适用对象。李晨阳记得，一位74岁的叔叔把精神障碍托付给了他的哥哥，他的信息被填满了方块，然后就出来了。他在报纸的空白处写道，解释说他哥哥喜欢看《人民日报》和喝可乐，但他一天最多只能喝几口，一个月吃一次水果，两个月洗一次衣服，半个月剪一次头发。在完成故意监护后，他说他可以安全地变老。

有意监护也蔓延到了LGBT圈子。7月19日，微信官方账号南京公证处发布《监护公证意向，搭建LGBT群体爱情桥梁》一文，在LGBT圈被比作“一张官方结婚证”。

于涛是上海市男女同性恋家庭和朋友协会的志愿者。他认为同性恋群体已经“钻了一个空孩子”进行有意监护。“我非常渴望有这样一个官方认可的证书，正好满足我们目前的需求。”

上海财经大学教授朱晓喆表示，“从立法角度看，同性恋群体不属于客体，而是在实际应用中展开”，他们将故意监护视为“婚姻中替代那些权利和义务的功能”。李霞还说:“这个证不是结婚证。即使他们明白这一点，也是不合法的。”

云南的一位同性恋爱好者叫冯爱芳，是一个认识男友才两年的26岁男孩。冯爱芳劝他不要担心。今天签约和十年后签约一样。冯爱芳说，他们“只是想给对方安全感”。“该系统仍处于起步阶段。我们回归立法本意，先保护不需要的群体。”

走在立法前面

李霞开始担心故意监护政策好像被滥用了。

一方面，人们似乎把它当作万能的政策，仿佛找到一个监护人就能解决一切问题；另一方面，在目前的社会实践中，意在监护刚刚起步，尚未考虑到综合性问题。李霞担心，几年后，这些签订了自愿监护协议的人会进入失能痴呆阶段，协议生效后，可能会不断出现负面问题。“比如监护人超越代理权限，可能会滥用职权，为不符合自己意愿的被监护人做决定。”

周俞林觉得“故意监护比遗嘱更谨慎，遗嘱是闭上眼睛后的事情，但故意监护处理的是生不如死的事情。”有意监护的启动大多处于失能和痴呆阶段。“比如我昏迷在ICU病房，需要一个信任的人替我做决定。要不要继续维持我的生活？”你想要积极治疗吗？如果康复了，应该去养老院还是回家护理？"

“这一制度在国外已经实施了60多年，相当丰富和成熟。”李霞介绍，日本有12篇，韩国有8篇，mainland China只有一篇。"目前，故意监护的实践远超立法."

日本有自愿监护的监督人制度。当处理者进入残疾和痴呆阶段时，法院指定一名主管。然而，在mainland China，故意监护大多缺乏监督环节。在李晨阳处理的许多案件中，90%没有监护人，许多客户表示，出于对监护人的信任，他们不需要监督。李晨阳说:“一旦监护关系确立，有时监护人拥有被监护人的生杀大权。监督机制的本质是保护被监护人。

监督者应该是没有利益关系的第三方，比如专业的社会组织，但是mainland China目前还没有这样的组织。在没有监督人的情况下，实践中由公证处承担监督职能，并签订协议。李晨阳要求监护人每月定期反馈病房状况，拍照、录像、写文章，有的人还会写诗寄给他。这也增加了李晨阳的工作量。

此外，李晨阳认为，故意监护制度是一种预防性法律制度。因此，当当事人使用这一制度时，“具有公共权利的适当司法支持至关重要。”在日本，监护制度生效时，法院有必要判断被监护人是否残疾或精神错乱。

但在mainland China目前的实践中，公证处代替了这部分职能，负责审核医疗机构的诊断报告或医疗鉴定报告，或根据法院判决文件判断老年人已进入残疾、痴呆阶段，再根据故意监护协议为监护人出具具有监护资格的公证文件。

周的“监控中心”也遇到了问题。“我们去民政局申请成立监测中心。他们问，谁是你的主管单位？认为是残联是合乎逻辑的，但残联说他们从来不是主管单位。”因此，“监测中心”设立的拖延问题尚未解决。

“监控中心”的家长陈杰从事自闭症康复训练多年。在今年的上海“两会”上，她作为上海市人大代表，提出了《关于制定职业社会监护人地方性法规的建议》。该议案已成为上海市人大常委会正式议案。陈豪希望建立一个专业的社会监护机构，由政府民政部门管理和监督。“职业监护人有职业规范和职业道德，这样会更让我们的父母放心。”

李霞希望尽快完善监护立法。像李晨阳这样的公证人也试图通过详细的条款来发现和平衡风险。有意监护让很多人看到了希望。钱文华回家的那天，李晨阳问钱文华下一步打算做什么。

钱文华说，卖了房子后，想住养老院。养老院应该有阳光充足的窗户，护理人员，人们每天做饭和吃饭。

A12-A13版撰文/新京报记者魏玉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