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治融合 浙江探索“三治融合”破解社会治理难题

“多向互动”焕发“乘数效应”——浙江探索“三治融合”破解社会治理难题

新华社杭州10月22日电:“多向互动”焕发“乘数效应”——浙江探索“三治融合”解决社会治理难题

新华社记者何玲玲、岳德良、李平

多年来，浙江各地在体制机制方面不断探索创新社会治理，在德治与法治的“三治融合”和“多向互动”中展现出“乘数效应”，有效形成了“一起干大事、人人评优评劣、事事关照”的社会治理新格局。“混乱”的发展挤出了治理的“新花样”

“2010年至2018年，高桥街道共征收土地近万亩，拆除农房2200间，先后建成高铁站、工业园区。”桐乡市高桥街道办事处主任沈说，高铁站、工业园区建成时，安置政策引来了人们的猜疑。

针对这些新情况、新问题，为让群众参与治理，实现人人知晓、一切为了人人，人民政治参与组、道德评价组等自治举措应运而生，逐步形成了社会治理“三治融合”的新格局。

“一开始，大家的意见并不统一。通过村道德评判小组成员和其他成员，主动上门，拉家串户，短谈短谈，从源头上解决了一些矛盾。”桐乡市委政法委副书记许认为，“三治融合”唤醒了村民的主人翁意识，提高了社会治理的“内生动力”，让“坏心”变“顺心”。

社会治理的成长过程就像破茧成蝶。

位于浙江省西北部的安吉县高宇村，2018年集体经济总收入829万元，十几年前还不被人们看好。“高淳村由三个村合并而来。当时各有各的想法，连村名都不好听。”2010年，新当选的村党委书记李政带领村两委班子，推动了所有决策、村民决策、参与所有讨论、所有决策签字、所有干部不要钱、所有财务公开。

接受采访时，不少村民表示，村务信息公开给每一位村民，每一张发票都公开，赢得了村民的信任，激发了大家参与村庄治理和发展的热情。

在“中国童装之都”吴兴织里镇，45万人口的流动人口高达35万。吴兴区委常委、直隶镇党委书记宁云介绍，近年来，直隶镇成立了13家商会，打造“红色楼宇经理”“红色营业员”，组建了由新居民组成的“平安大姐”矛盾调解团队...这些措施有效地促进了移民和当地居民之间的“融合”。

依靠群众，用“智慧”提升治理协同

在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探索中，浙江不断强化群众自我管理、自我监督、自我服务能力，推动社会治理协同化、智能化。

记者在桐乡市、安吉县采访时发现，“基层党组织领导—人民议会民主协商—村民代表大会民主决议—村委会组织实施—监督委员会民主监督”的地方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有效保障了村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同时，各地构建了紧密的社会治理结构，提高了社会治理能力。“一批志愿社会组织在参与社区矫正、调解社会矛盾、治理乱摆宴席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绍兴市委常委、诸暨市委书记徐良平介绍，五年来，诸暨市人民调解组织共受理矛盾纠纷近9万件，调解成功率达98%。

直隶镇是浙江省首批“智慧城市”试点之一:消火栓井盖内嵌芯片、火灾报警App自动报警、智能垃圾分类、“无线直隶”。直隶的产业发展、便民服务、社会保障、城市治理都已经融入数据，登上云端。

像直隶一样，社会治理在越来越多的地方已经“插上”“智慧的翅膀”。

在乌镇管家联动中心的显示屏上，实时显示着这些“乌镇管家”的动态。乌镇管家联动中心主任张长春表示，“乌镇管家联动中心平台”像“城市大脑”一样，已经覆盖了平安建设信息化、乌镇管家、治安防控、阳光厨房监控、政务咨询投诉、火灾报警等多个系统。，并具有“实时监控、信息共享、部门联动、群众互动、风险研判”等治理功能。

把蓝图、选择和判断交给群众

多年前，高宇村婚丧嫁娶攀比、公共场所随意吸烟等不文明行为和习惯突出，这种变化源于“大家商量，大家处理，突出抓好村规民约的关键”。

多位村民代表回忆，两村两委班子邀请村民代表、党组织负责人、法律顾问参与制定《农民喜宴要求和标准》等乡规民约，聘请7位德高望重的老党员、老干部、村民代表担任村规民约宣传员，计算村民普遍习惯的“时间账”“经济账”“人情账”。

面对群众的新要求，我们将蓝图和选择权、决定权交给群众，换取他们的衷心支持。嘉兴市委书记张兵认为，群众参与不足是过去社会治理中最大的问题之一。当前迫切需要更新治理思路，把蓝图、选择权、判断权交给群众，让他们深度参与公共事务。

据了解，诸暨市制定发布了村民行为约束“负面清单”和具有说服力的“正面清单”，全市500多个行政村已全面完成村规民约、社区公约等自治条例的修订，促进村民自我管理、自我约束。

善于从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中汲取力量，深耕人心，也是浙江社会治理探索的亮点:评选道德模范、文明示范户、探索村民积分制...

　　群众诉求是当下社会治理变革的核心动力。“社会治理朝着‘协商共治’转变，以共建共治共享推动了社会和谐，提高了治理水平和治理效率。”桐乡市委书记盛勇军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