攘夷 宫崎市定：萨摩和长州两藩为何突然由“攘夷”转向“开国”

一

在所谓明治维新元勋的打压下，幕末日本改革史的叙事长期被严重扭曲。战后，尽管研究自由是可能的，但曾经扭曲的历史并没有恢复其本来面目。所谓“反洋运动”的真相出人意料地不为人知。如果不了解历史事实的真相，就很难在当时为倡导“建党学说”而献出生命的左九建香山的历史上取得应有的地位。其实我不太了解竹山的生活故事，但我思考过与中国相比，大幕落幕对建国的影响。因此，我想以反夷运动为背景，探讨香山之死对政局的影响。

幕府末年出现的攘夷论，有着两副不同的面孔，即纯真的攘夷论和肮脏的攘夷论。前者是以水户学为代表的观念性攘夷论，以日本的国家体制为前提展开议论，因此是相当纯真且洁净的。后者则是由萨长主张的攘夷论，虽然也受到水户学的影响，但他们的主张多半牵涉地方的利害关系，可以说是肮脏的攘夷论。如果不了解这些事实背后的真相，只是含糊其辞，那么就很难真正理解这一段历史的动向。

萨昌是大幕结束时的旗手，但一旦他们赢得了世界，他们立即变成了创始人。为什么呢？是执政的责任让他们从迷茫中清醒过来，还是世界舆论的方向已经指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迫使他们顺应世界？但无论如何，这个变化太突然了，无法给出合理的解释。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把时间往前推一点。

二

一直以来，萨摩和常州是德川幕府最不靠谱的两个诸侯。单从石高来看，岛津的萨摩族氏族为77曼戈库斯，远不及噶族前田氏族的1.2曼戈库斯。长洲族之主毛利族是36万戈，实际上广岛和浅野氏有42万戈，仙台伊达有62万戈，还有很多其他的大氏族。但是，为什么只有萨长的第二藩才能在大幕结束的舞台上如此活跃呢？原因也很简单，因为旧金山的财政非常富裕。

但若要问为什么二藩的财政会如此富足，答案却相当讽刺，正是托了幕府锁国政策的福。众所周知，幕府只留下长崎一港向荷兰和清朝开放，且长崎的贸易由幕府直接控制，其他诸侯一律不准与外国直接交通贸易。可实际问题是，海洋那么宽广，海岸线那么屈曲漫长，要想彻底取缔走私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经贸管控得越死，走私的风险就越高，但所获的利益也更高。在全藩范围内大规模从事走私活动的，其实正是萨摩和长州。

萨莫的走私条件很独特。在迫使琉球向其投降后，萨摩亚人制造了大型船只，通过琉球与中国进行贸易，以往返琉球。同时，本藩沿海地区吸引了清朝商船，走私贸易十分繁荣。

长州则靠近朝鲜。与朝鲜的交往，本来应该是由对马岛上的宗氏来承担的，但对马本身几乎没有物产，必须借助本土的力量。因此，对朝贸易中的实际获益者就是长州。同时，长州在跟清朝的贸易上也毫不含糊，长州远离长崎，却反而给走私提供了便利。

第八代将军纪宗继位后，试图禁止日本西海岸的走私活动。享受保险两年后，幕府下令常州、福冈、果敢逮捕在海上与大清奸商从事贸易活动的人。应该说，没有什么比幕府的命令更愚蠢的了。试想，没有背后主的鼓动，走私怎么可能进行？因此，这一命令实际上是幕府向私下从事走私活动的西方诸侯发出的警告。但是，萨昌并没有买幕府的账。

对于萨长二藩来说，幕府的锁国政策给他们带来的利益，要远远超出给他们多加封几十万石，正是所谓的“锁国万岁”。但就在此时，随着欧洲各国黑船的到来，对外开放，即“开国论”的议论开始频频出现。如果日本一旦对外开放，那么，萨长因走私而获取的暴利就会荡然无存。

不管有没有季风，汽船都能来去自如。面对这种新情况，稍有远见的人就会明白，建立一个新的国家是必然的。即使是已经发布“锁国令”的德川幕府，也将被迫走上立国之路。但是反对的声音不断上升。第一种是以京都朝廷为中心的顽固派，但他们很容易对付，因为顽固派通常都是胆小懦弱的人，最难对付的是以萨昌为中心的利己肮脏的洋人，他们的真正目的其实是维护自己的走私利益。

吉田松阴

吉田松阴与佐久间象山提倡的开国论产生过共鸣。安政元年日美临时条约签订以后，吉田松阴曾试图登上美国船只偷渡赴美，这是非常有名的故事。可为什么松阴被送回长州令其蛰居后，很快就蜕变成了攘夷论者呢？唯一的解释就是，他被长州这片土地上固有的攘夷论同化了。也许当时松阴还太年轻，在这一点上他算不上是个有智慧的人，因为正是在长州这样的地方，才更需要宣传洞察大局的开国论。

如前所述，萨昌二藩从锁国政策中获得了巨大利益。但是，一旦幕府愿意放弃锁国政策，先开放横滨与欧美国家进行贸易，那么日本的贸易中心就会转向横滨，幕府直接统治下的江户地区就会变得富裕起来，幕府本身也可能因此而恢复元气。而且自从清朝对外开放通商口岸后，清朝的货物就一路运往日本的中心地区横滨和神户。这样一来，这些偏远城市作为走私口岸的意义，比如常州的钏路、萨摩的鹿儿岛，就彻底丧失了。这是关系到旧金山生存的大问题。无论如何，幕府的开国意图必须立即扼杀在摇篮里。这是旧金山和旧金山的共同利益所在。虽然不能对外宣称，但对内不言而喻。

于是，附带上全新意义的攘夷运动，就这样在萨长二藩的带领下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并且执拗地坚持着。好在二藩有着幕府望尘莫及的财政力量，因此不惜重金招揽本藩的脱藩者，利诱他藩的浪人，表面上高唱尊皇，暗中则坚持自己主张的攘夷论，试图动摇德川幕府的统治。

佐佐木香山是一个出生在国鑫州这个贫困山区的政治家，他的结局注定是悲惨的。在他面前，没有任何利诱，总是用最简单的建国论去对抗抵制洋人的肮脏论，就像赤手空拳闯进土匪空一样。香山的立场很明确，无非是遵循现有秩序，适应世界形势的变化，在朝廷和幕府的联合下，主张对外开放。然而，现有的秩序已经烂到了极点，甚至连保护自己人身安全的积极性和组织性都丧失了。

三

从文九三年到次年袁志元年的两年间，反洋运动迎来了巨大的变化。首先，以萨昌为中心的反蛮族批判幕府对外态度的软弱，联合朝廷的保守派动摇幕府的政策，最终迫使幕府抵抗外来势力，也就是抵抗洋人。但是到了抵抗的时候，常州的下关堡也被占领，萨摩的鹿儿岛市场也受到了很大的创伤。这时萨摩耶的态度急剧软化，他可能意识到如果他没有任何避开外国人的计划会给日本带来什么后果，所以他希望常州作为一个激进分子，也能稍微观望一下。

但长州的态度依然很强硬，他们认为既然已经迫使幕府同意抵抗，那么全国性的抵抗就近在眼前了。于是，他们鼓动孝明天皇拟定了巡幸大和、参拜神武天皇陵、祈愿攘夷成功的计划，企图以此统一舆论，对外国势力进行彻底的抵抗。

小明皇帝不喜欢激进主义。他心目中的所谓抗日不过是回到锁国的状态，并不打算武力驱逐。此外，自从他和宫古结婚后，他对德川将军非常信任，他们也非常投缘。在这种背景下，在京都担任守卫者的圭金氏族和萨摩氏族达成了一项秘密协议，排除了常州氏族，通过中川宫的游说改变了朝廷的意图。文九三年八月十八日，常州学派的三四等数十名激进大臣被剥夺官职，大和巡行计划取消。朝廷授予幕府全权。

三条实美等七位公卿悄悄离开京城，投奔到了长州，这一事件也激起了全国攘夷派的群愤，所谓的志士们云集京都，策划发动政变，趁京都陷入混乱之时攻占朝廷。但计划被幕府探知，元治元年六月五日，新撰组袭击了他们的藏身之处——位于三条小桥旁的池田屋旅馆，长洲藩士多数被杀。

消息传到常州后，常州的舆论更加激昂。常州藩的元老们带头指挥军马。在前弗朗西斯科·施琅的陪同下，他们越过濑户内海，逼近京都，在京都的西部和南部形成了一个包围。但战斗并没有马上打响，首先是批评。

长州藩寻找门路上奏朝廷，要求朝廷遵从民意进行抵抗、恢复抵抗派七公卿的职位，追查长州藩士在池田屋旅馆死于非命一案，罢免反对抵抗的会津等藩。但据说朝廷内同情长州藩的人很少，尤其是那些职位并不是最高的大臣们。

当时京都的形势非常危急。以会稽藩为中心的幕府军把守皇宫大门，统帅是乔伊清溪。在这样的情况下，萨摩藩决定与常州藩分道扬镳，与汇金藩共同行动。为此，常州藩军从京都西北嶙峋的天龙寺集结到南方的福建和山崎，这个藩的后续部队也源源不断地赶来。在这样一触即发的情况下，据说因为乔伊清溪的优柔寡断，对峙持续了一个多月。清溪最终决定开战的原因，其实是樱库之间香山之死。

四

左九涧香山

此时的象山作为幕府的征士逗留在京都。当时的舆论分裂为攘夷和开国两派，幕府无论如何都想拉拢朝廷，将之作为压制各藩最重要的手段，因而利用了象山的开国论。象山尤其得到了中川宫和山阶宫的信任。象山赴京那一年，也就是元治元年的三月，他本住在六角小路与乌丸大路交界处偏东一点一家叫作饼屋的旅店里，后来得到了木屋町与三条大路交界处稍北一点的一座住宅，和他从江户带来的爱妾阿菊住在一起。胯下是西洋马具装饰的栗色马，身揣着自己发明的手枪，象山跨马行走在京都城里的那种趾高气扬不难想象。

可能是因为池田宅事件后京都戒严，大部分浪人已经离开京都。香山粗心大意。7月11日下午2时许，在木库镇通往玉池路的道路上，香山在炭屋屋檐下，被潜伏在那里的熊本河畔严宅左侧捅伤，当场死亡。河上的燕寨与忽班玄瑞交好。当时，库班正在指挥国军进入山崎。所以这条河应该是受了库班的指示去刺杀香山的。行刺骑马的人很难，所以河中一定是剑道高手，伤心的香山死在肮脏的洋人手里。

幕府要员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暗杀，这对于当时的幕府来说是极大的不利，也意味着幕府一方士气的低落和军备的废弛。而且，刺客河上彦斋竟藏身于因州藩邸，还那里顺利逃脱。因此，即便是优柔寡断的一桥庆喜，到了这种时候，与长州之间的一战也在所难免了。他以前所未有的决心，毅然指挥着幕府的军队，打响了七月二十九日蛤御门之变的战斗。结果，长州军大败，来岛半兵卫、真木和泉、久坂玄瑞等长州名士、浪人或是战死，或是自杀。

随着对洋人强硬的斗士常州军的溃败，曾经在幕末占据主流的反洋人理论也遭受了沉重的打击，不得不改变方向。但原因不止于此。战败的常州和获胜的幕府和萨摩都吸取了教训，争相扩充军备，疯狂地从外国购买武器。但是，幕府一方不得不说，对于崇尚蛮夷的常州来说，要求他们谦卑地与自己的“敌人”欧洲人讲和，购买他们的武器，实在是令人发指！但是为了理解迫切的需求，我们不能照顾那么多。在当时，旧金山的生存是最重要的，尊帝抗洋排在第二位。结果，常州暂时以一个老人的道歉告终，但很快重组了装备，显示出与幕府抗衡的实力。通常被认为是高崎新崎帮助常州渡过危机的策略，但实际上，从英国迅速赶回的井上馨和伊藤博文的行动值得一写。而此时，萨摩已经暗中与常州合谋，帮助常州购买必要的枪支和军舰。

于是，关于攘夷的争论以幕府一方的胜利自然就消解了。对曾经坚决主张攘夷的萨长和朝廷的强硬派来说，这是一件非常没有面子的事。为了挽回名誉，他们唯一可以高举的旗帜就是尊皇论，因此，只能孤注一掷地掀起讨幕运动。如果这次再次失败，他们的政治生命也将受到致命的打击。于是，长州和萨摩的密谋也就此形成，开始策划把朝廷卷入其中。

五

庆应二年七月，第十四代将军德川家茂死于大阪。一桥庆喜也以此为契机停止征伐长州，解除了长州藩主毛利氏的朝敌罪名，恢复其原来的大名地位。而对于被朝廷处罚的公卿，可能是因为他们触怒孝明天皇的龙颜太甚，迟迟没有下达赦令。但同年十二月，孝明天皇突然离世，十五岁的明治天皇继位。公卿们依次得到赦免，朝廷再度成为攘夷派的舞台。局势的变化，对攘夷派来说是天赐良机，但也不得不令人生疑，所以从当时起就有各种各样的传言，也留给了历史学家们至今都无法解答的疑问。

如果说原三派还有什么机会，那就是新将军青溪的优柔寡断。清溪虽然才华横溢，为人真诚，但决策缓慢。这个缺点在蛤蜊宫门的变化中暴露出来，被不容小觑的谋士西乡隆盛注意到了。

乔伊清溪

庆喜体察内外局势，于庆应三年上奏朝廷，把全国的大权奉还给了天皇。他的打算是，即使自己失去了政权，但至少可以以大名之首的身份参与朝议。就在这间不容发之际，朝廷向萨长二藩颁下了讨幕的密诏。当时十六岁的明治天皇想亲自颁布这样的诏书怎么想都是不现实的，因此这道诏书非常可疑。所幸的是政变成功了，明治维新的局面因此拉开。

萨昌最终得到了整个世界，自然不可能锁国，也不可能抵御蛮夷。明治元年，他发表了“求天下之知，兴皇基”的宣言。与之前的行动相比，这简直是在愚弄人。这时，他们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了皇室，他们认为这是皇帝对天地神灵的誓言，绝不能违背，从而一笔勾销了过去的一切。从整个经历来看，最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好处的是萨昌三藩。正因为如此，他们才不愿意给幕府这样的好东西从建国中捞取利益，而是必须决定建国由自己亲自统治。不管什么主义，根据实际需要扭转局面是萨昌政治家的独门绝技。

六

但也有不想驯服它的家伙。他们往往是一群亡命之徒，经常被用作蛮干之人来抵抗深度冲锋。河上的燕寨就是典型的例子之一。“五誓”颁布后，他仍然坚信朝廷会进行抗日，于是每天都去三座美丽的宫殿迎接他:“恐怕，抗日的日子还没有定下来吧？”三个非常恼火，他们把他流放到一个遥远的地方，但他改了名字，潜伏了回来。他逐渐变得愤怒，最终在明治三年年底被捕入狱，次年被判处死刑。

另一群不驯服的家伙，就是留在萨摩本地的人。幕末的开埠，虽然给全日本都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但只有港口附近一带趋于繁华，内地许多地方都遭遇了严重的不景气，尤其是西部沿海一带。长州、萨摩自不待言，福冈、佐贺、熊本等地，此前作为长崎贸易的腹地，多少也能从走私中获取一些利益，但随着横滨、神户等新港口的繁荣，它们完全没有了生意，陷入无边无尽的不景气之中。在当地人看来，他们一直都在充当着攘夷运动的后援，结果只是把少数政治家推入了中央政府，到头来自己却被彻底背叛了。同时，新政府笨拙的外交政策，又使得与朝鲜的贸易中断了，人们心中的不满日益加深。

虽然只是在短时间内，西乡等征韩派系试图与这些不满达成妥协，人为地挽救了繁荣，他们对过去的行为多少有些责任，但大久保等自重的党派完全抹杀了当地的不满，推行了新政策。最后，西乡倒台后，西部沿海地区的不满情绪进一步加深。

明治七年，佐贺士族打着“征韩、封建、攘夷”的旗号首先发动叛乱。两年后，熊本、秋月、荻等地也陆续叛乱。明治十年终于发生了最后也是最大的叛乱——鹿儿岛之乱。所谓自作自受，以萨长为中心的明治政府终于尝到了自己埋下的苦果。

如果后人想尽可能给出一个公正的评价，德川幕府的倒台和明治维新政府的成立，从结果来看确实是好的。这就好比建国初期的政策给人民带来了困苦，但长期来看还是成功的。虽然结果是好的，但并不意味着维新前肮脏的洋人所犯下的种种暴行和罪恶可以被忽视、美化甚至一笔勾销。同样，那些作为真正的先知先觉者，舍身启迪世界的创始人的成就也不能被遗忘。

试比较一下日本和清朝的开国，一个重要区别就是清朝没有开国论者。不，并不是没有，就算有了，他们也没有勇气公开倡导，因此，清朝的开国就在攘夷论者的数落下迟迟没有进展。清朝一次又一次地与外国进行无意义的战争，战败后又在十分不利的条件下被迫开了国。

幸运的是，日本的创始人有勇气。他们重击外来侵略者，为明治新政的文明铺平了道路。如果我们从公平的角度来考察当时人们的成就，那么最大的荣誉应该属于创始人。但是明治政府的开国元勋们不愿意这样做，他们做了很多小动作。他们把松下村学校的教育成果神话化，强行写进书里，告诉我们这里是明治维新精神的发源地。其实我们还是生活在明治时代的空氛围中，从小就被灌输了改革末期萨长群英会的历史。现在看来，可能只是他们在提高自己的伴侣地位。只要我们冷静地讨论他们的思想和行动，就不难发现，真正的伟人很少，大部分都是平庸之辈，他们都是活得太久只会阻碍日本进步的家伙。一味地赞美这些人，明治政府的教育一直在进行。在这场世界大战中，这样的教育其实起到了非常不好的作用，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教育是需要一个人花一生的精力去从事的工作。从走出学校直到退休，虽然前后努力了数十年，但收效甚微，这一点，身为教育者的各位肯定都深有体会。教育的效果，只能靠一点一点不断的努力来积累，我根本就不指望会有什么奇迹出现，也容不得有这样的指望。在正确理解历史后，教育应有的面貌也就自然会呈现出来。我就是抱着这样的一丝希望，写下这篇文章的。

本文摘录自《亚洲史论考：日出之国与日没之处》，原标题为《幕末的攘夷论与开国论——佐久间象山遭暗杀的背景》，现标题为编者所拟。宫崎市定 着，马云超 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5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