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手记 城市考古︱郑嘉励：金华三记

今年五月以来，因为金华子城遗址的调查勘探，我得以有机会长住金华。过去，我当然也来过金华，然而走马观花，感触颇多，心得全无。

与城市考古不同的是，我们有机会扎根于副城的几个“点”，关注老城的整个“面”，兼顾问题，让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处历史遗迹都走得通。如果你读得太多，自然会有一些额外的想法，所以你会有下面的《金华三记》。

一、影子之城

近代以来，大中城市纷纷拆除旧城墙，改建为环路。环城西路是原来的西城墙，环城北路是北城墙，以此类推，环城东路是东城墙。杭州和嘉兴都是这样。

嘉兴城不大，适宜跑圈，早晚锻炼，我绕着环城路跑过几次，对老城墙的轮廓和规模，了如指掌。杭州的老城区大，马路更宽，车辆也多，我不曾绕城跑过。

金华城墙拆了，护城河填了之后，也是和往常一样的环城路，只是名字不叫环城路。然而，旧城墙的痕迹仍然很容易辨认。骑了一圈，知道人民路是原北城墙，新华街是西城墙。城墙的四面，也就是老城的边界，曾经是城市最直观的标志，即使没有遗迹，也永远不会完全消失。

由城墙包围起来的城区里头，状况会复杂很多。道路与坊巷，是城市的骨架，相对比较固定。金华老城有所谓“三纵两横”的道路：纵向的，有东市、中市、西市三街；横向的，则有北街、南街两条——城区的主要道路系统，至晚于宋代已经形成，愈是主干道，愈难以根本改变。近现代以来，为了通车，无非只是整体拓宽道路，局部截弯取直，将石板路换成水泥路面，大不了再把“中市街”改换个新潮的名字“胜利街”，如此这般，貌似焕然一新，其实，道路的布局和走向，并无改变。

主干道两侧，随着树枝和枝干的不断生长，命运如何很难说。传统社会生产力有限，旧城改造力度也有限。我们有理由相信，清代坊巷街的面貌大概与明代相差不远。现代社会不同，大规模的城市改造和旧城改造。几天后，高层建筑、城市广场和封闭社区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如果你问起老城的样子，你就再也看不到了。

至于街巷两侧的商铺民居，道路中间林立的牌坊，原本就依附于街巷而存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最是流动不居。今年赵家庭院，明年是钱家的客栈，昨日孙家酒楼，明日改为李家的当铺。这样的故事，每天上演，简直没法说。即使历史文化名人的故居或祠堂，也是如此。

细数金华城近千年的历史，南宋的吕祖谦应该是当地最负盛名的学者。金华后街的“一馆”原本是城市里爬山放松的地方。在过去的几年里，由于道路拓宽，它被转移到了一个不同的地方进行重建。吕祖谦故居在原“一亭”附近。南宋初，杜南士大夫通常租用政府提供的“官房”或将其暂时安置在寺院中。吕祖谦的祖父卢碧中和父亲卢大器就住在城里的官房里。吕祖谦在这里生活和演讲。他的演讲特别有影响力。著名的“李泽书院”，原名吕祖谦故居一亭，后被金华称之为“小邹鲁”、“梧州派”，都可以追溯到这里。根据南宋建筑钥匙，“攻东莱卢太师宗祠”，吕祖谦晚年迁居城北，但不久去世。南宋第三年，吕祖谦去世20余年后，梧州政府在义馆故居修建了“吕成功祠”和李泽书院，作为吕祖谦及其治学的纪念和宣传场所。

按理说，名人书院和祠堂最是城市文脉的象征，后人理当加以妥善保护。然而，丽泽书院、吕祖谦祠偏偏命运多舛。元明时期，书院屡经搬迁，祠堂数度废弃，清代重建的“吕成公祠”已非原先位置，搬迁至今金华市将军路与酒坊巷交叉口附近。今天，金华城内已无任何与吕氏相关的文物史迹。前些年，我一直在武义明招山调查吕祖谦家族墓地，众多南宋学者，我对宽厚、博雅的吕祖谦比较有好感，所以对此耿耿于怀。

城中所有的建筑，如衙门、文庙、城隍庙等，都是最难改变的，因为它们是城中的核心公共建筑，象征着政治、文化、信仰的权威。唐宋以来，金华的府衙、县衙、官学、官镇几乎没有变化。然而，自清末废除科举制度后，文庙被改为一所新学校。直到几年前，付雪旧址还是金华一所中学的校舍；清帝退位后，政府迁离旧址，以示新时代脱离旧传统。进入新世纪，城市化浪潮来袭，城市规模持续扩大。目前的金华市政府大楼已经简单搬离老城区；新社会，封建迷信落地，金华县城隍庙消失了。府城黄庙的建筑本体仍然存在，但其功能已经发生了变化。可能是时代发展太快，有人主张慢下来。我们不妨回顾过去，呼吁重建金华政府机关和政府学校。然而，事情已经变了，重建的“历史遗迹”只是昨天蜕变后留下的尸体，历史再也回不来了。

万佛塔建于北宋，位于金华府北部，是城内最高点，也是金华最重要的地标，抗战时期不愿拆除。近年重建的万佛塔搬离了原址，搬到了河边的宋驰门附近。

金华，旧称婺州。按照古人“星野”的说法，城市对应着天上的婺女星，故名。在城内对应婺女星的地方，建起了星君楼，供奉婺州“分野之神”宝婺星君，保佑城市平安。星君楼也称“八咏楼”，自南朝以来，几经重建。数千百年，城市面目全非，唯有八咏楼，至今巍然屹立，位置始终未改。这是城市唯一的传奇，冥冥之中，若有宝婺星君的垂佑。

在一个城市里，变化是常态，不变是例外。在变化与不变之间，总要有规律可循——我在金华走街串巷寻找历史遗迹时，常常是这样想的。换句话说，我宁愿相信世界是有规律的。如果世事变迁，社会变迁，一切都是随机发生的，没有因果，没有目的，没有喜怒哀乐，如梦、露、电，那我的考古工作该有多绝望。

二、登楼记

金华，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山水环绕，北有北山，南有乌江。三国六朝治东阳郡，唐宋治梧州，明清治金华府。

唐代以前的金华城，只是婺江之滨“周长四里”的小城；唐昭宗天复三年，吴越国王钱镠割据两浙期间，在小城以外，加筑了一圈“周十里”的大城。

大城市建成后，昔日的小镇被称为“子城”。紫城的四个边界今天还能认出来，那就是金华市东南部的高福台，比周边高一点，里面有金华府衙、龚雪、考园等机构。清咸丰十一年，太平军占领金华，曾短期担任“太平天国皇宫”。

我骑自行车，绕行子城一周，实测距离1393米左右，远不足“四里”之数；我也曾绕行外城一周，手机上显示的距离，周长似乎又超过了文献记载的“十里”之数。总之，类似的数据出入，在考古调查中经常遇到。

高福的平台上有八翼楼，巍然屹立。它的前身是南朝“词宗”沈约任东阳太守时所建的玄昌楼。沈约上楼写了八首长诗，名曰“八首诗”，饱含感情，名扬四海。唐宋时期因其著名的建筑而被称为“八翼楼”。巴戎楼是紫城的最高点。它是梧州的一个景点，可以俯瞰双溪的风景。

八翼楼重建过几次，但唐宋以来位置没有改变。

自不同方向而来的义乌江和武义江，在金华城南燕尾洲附近，汇合为“婺江”，绕城西去，最终注入钱塘江。城南双江合流的景象，雅称“双溪”。

《汉书·文艺志》说“登顶当大夫”。登楼望远，悠然读天地，以感恩之心写诗，是文人自古以来的传统。比如王属于亭，属于黄鹤楼，范仲淹属于岳阳楼。自南朝以来，在八翼楼上，出现了大量的人文和诗赋。

南宋初年，李清照流寓婺州期间，登斯楼也，眼前双溪荡漾，远处阡陌纵横，不禁触景生情，留下《题八咏楼》“千古风流八咏楼，江山留与后人愁。水通南国三千里，气压江城十四州”；《武陵春》“闻说双溪春尚好，也拟泛轻舟，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等名篇。千古传诵的诗篇，现已成为金华当地宝贵的文化财富，套用时髦话，就是“文化名片”。

我不止一次爬过八翼楼，因为近几十年乌江的清淤工作使江面变窄，湖滨公园的景观树也在生长，挡住了视线。今天在八翼楼根本看不到双溪。我常常为此感到遗憾——金华最具历史文化底蕴的景观黯然失色。

金华因山为城，地势北高南低，高下起伏的山岗，经过平整，又有水泥路面的覆盖，不复山地旧观。但从婺江骑车去城北，几乎全是上坡，一路向北，能逐步逐步地感受到车身的加重。城市考古调查，最理想的交通工具，就是自行车。

位于城市北部的岳明大厦曾经是一个可以登高远眺的地方。原来地势高，建在城北城墙上。这简直是整个城市的制高点。传统社会没有高层建筑，不仅北方看北山，南方看双溪。儒雅的君子来到这里，“与谁同坐，清风照我”，留下许多诗如往常。

如今，当我登临明月楼，置身于钢筋水泥丛林，竟然发现这边的视线，反倒不及八咏楼开阔：向南眺望，我爬到树上，也不见婺江；向北，因为高楼和大树阻挡，一“叶”障目，北山亦全然不见。纵然李白、李清照再世，恐怕也写不出好文字了。

北山，即唐人杜光庭《洞天之地》中被称为“第三十六洞”的金华山，与宋元之交的何基、王白、金鲁祥、徐谦合称“北山四君子”。其中，剑峰山以其优美的山形独树一帜，金华北郊的浙江师范大学以其形象作为“校徽”的象征。剑峰山作为城市的象征，也是金华人思乡的家园。都说旧社会在异乡生活的金华游子最想念这座山。当地有句话叫“一日不见剑峰山，两眼含泪”。但是，今天明月之上没有北山。跑出城几里，终于一窥剑峰山的风采。

我对此并没有太多意见，只是觉得在我们的城市建设中，如果涉及依山傍水的风貌，尤其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的历史文化景观的规划，应该合理控制建筑物与植物的高度。2017年，我到过法国南部的尼姆。这座古罗马时期的城市，保留了一座公元一世纪的竞技场。据当地朋友介绍，竞技场高21米，旧城里的新建筑，一律不得高于此。

第三，池畔

站在历史长河中看各种事物，犹如看一个又一个的故事，或有头有尾，或有始无终的故事。考古发掘工作也不例外，只是讲述一个地方、一个地点兴废沿革的故事。

该发掘现场位于池畔，明清时期金华府文庙正前方，金华府以西约150米。政府机关占据了金华紫城的相对中心位置。金华子城原是唐代以前的金华市。吴越王钱柳在副城外修筑了一圈城墙，形成了内外城的结构。外城叫“罗城”，内城叫“副城”。

登上新万佛塔顶，远眺绿树成荫的金华紫城。

明朝人开凿泮池，大约发生在明洪武年间或稍晚。据说，宋代的学宫文庙也在附近，但规模不及明清，或许也没有泮池，更不像明清文庙那般制度化，全国各地套用一张“蓝图”，无论发不发掘，我们都能把金华文庙的平面布局猜测到八九不离十。

挖三尺的明朝人一定挖透了六朝地层。根据考古发掘，在池畔以下地层出土了一些金代和南朝的砖、瓷器，也有一些唐宋时期的遗物。所以我经常说，城市考古除了“横向找布局”之外，还应该“纵向找演变”——我们脚下这片土地的历史演变。这说明文庙地下是六朝遗址，唐宋时期人们继续在这里工作生活。不过，恐怕明朝人不会在意这个。他们就是想在大成殿前挖个半月形的池塘。

考古发掘现场，每天面对层出不穷的问题。整体而言，纵向的历史沿革，比横向的平面布局，问题更多、更复杂。拿文庙、衙署建筑格局来说，明清以后高度模式化，全国各地，大同小异；而宋代文庙制度尚未定型，即便是泮池，我们也有许多不明白的地方。依据古礼，天子之学称“辟雍”，四周环水，而诸侯之学“不得观四方，故缺东以南，半天子之学，故曰泮宫”。《礼记》称“天子辟雍，诸侯曰泮宫”，所以，明清以来的泮池，取辟雍的半璧之义，凿为半圆之象。然而，宋代的金华文庙是否开凿有半圆形的泮池，其实，我们无法确定。

可以肯定的是，在明朝人眼里，这个池塘不仅以儒家经典为基础，而且与孔庙的风水密切相关。江南地区的明代墓地前端通常会挖半月形的池塘。比如大画家、大画家吴昌硕，在家乡安吉的明代祖坟和今天温州的椅坟，都有类似的“风池”。据说，天地之间的“怒”，“被风驱散，却被水止住”，会在遇到水的地方聚集。文庙前的池畔在形状和功能上与墓地相似。我的意思是，今天常见的池畔，不仅是儒家经典思想的产物，也与宋代以来的世俗风水思想有关。墓地风水只关系到一家一姓的命运，而文庙对城市风水至关重要，影响着一地文学运动的兴衰。只要条件允许，明朝人都会把文庙安排在城东南方。金华紫城是城市东南部的一个整洁的平台。

在考古工作者看来，这块台地的形成及其拓建过程，是认识金华城市早期历史发展的重点。当然，古人一定不会有类似的问题意识，他们更关心衙署和文庙的风水，保佑本人升官发财，冀望本土的文曲星和进士老爷，多多益善。

1905年，满清废除科举，文庙失去了象征或现实的功能。民国时期，文庙改建为新金华中学。我们在池畔遗址东部发现的学校建筑遗址是基于巨大的石头。不知怎么的，新校舍偏离了池畔所在的中轴线，整栋校舍堆叠在东侧另一条轴线上。

庙学合一的“文庙学宫”，既是祭祀孔子的地方，也是官办的学校，通常设置“左学右庙”两条轴线：庙的主体是大成殿和殿前的东西两庑，供奉先圣先师和先贤先儒；学的主体是明伦堂或讲舍，为学官讲学和生活之所。可以看到，民国校舍的地基下，叠压着三个不同时期的“学宫”道路。年代最晚的道路位于最上层，路面最宽，以块石和石板铺设，甚至砸碎学宫中的碑刻，用以铺路。有一通残碑尚可分辨“乾隆五年”等文字；另一通的碑额上镌刻有“重修明伦堂碑记”字样。

从早晚的关系来看，“毁碑铺路”大概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新校舍大规模建设前夕，换句话说，就是科举制度废除后不久。什么是“温柔扫地”？就是这里。

然而，更大的“斯文扫地”事件，并不发生于晚清民国，而是1975年拆毁大成殿，撬除泮池的石板，并最终填平了这口半月形的池塘。文庙的地面建筑，至此荡然。

我们再次挖掘的池畔到处都是垃圾、煤渣、砖块和玻璃瓶。毕竟不远处，还是有很多目击者的。在我工作期间，他们来到现场讲故事，生动地描述了当年拆迁填池畔的场景。各种细节大多与遗迹现象一致。比如池畔周围的栏杆拆除后，教学楼下的排水沟就铺设好了。

如此掩埋四十年，忽如一夜春风来。如今，“国学”复兴，文化自信，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正当其时，人们认为，再也不会有比重建文庙更具有象征意义的工程了。因此，我奉命前来工作，考古揭示的泮池遗迹，据说将会成为重建文庙的依据。假以时日，全新的泮池将会重新崛起于文庙前端的这个地点。

这就是城市东南区域、方圆两三千平方米的地点，最近六七百年来发生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