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棒棒 《最后的棒棒》:苦功是不是用错了方向

导语:纪录片电影《最后的棒棒》是在2015年的同名纪录片剧集的基础上,进行重新剪辑,以及补充拍摄部分镜头之后而成。影片在院线的排片率低到可以忽略不计并不出人意外,影片在拍摄过程中所下的苦功也很难不让人心生敬佩,然而看完这部时长99分钟的“伪”纪录片,除了对影片中所记录下的几名“最
纪录片电影《最后的棒棒》是在2015年的同名纪录片剧集的基础上,进行重新剪辑,以及补充拍摄部分镜头之后而成。影片在院线的排片率低到可以忽略不计并不出人意外,影片在拍摄过程中所下的苦功也很难不让人心生敬佩,然而看完这部时长99分钟的“伪”纪录片,除了对影片中所记录下的几名“最后的棒棒”们的生活“哀民生之多艰”,也还是不得不说,影片的质量实在是让人大失所望。

《最后的爆炸》空激情澎湃,严重缺乏专业素养。是典型的努力方向错了,让人觉得苦,觉得堵。这部电影可能没有无节制煽情的主观意图。但最终的效果,或者说是能留给观众的一个模糊印象,只是给电影中人物的命运留下了“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印象,并不能帮助观众相对全面地了解“邦邦”这一职业职业的历史发展演变过程,也无助于观众对导致电影中人物命运的社会、经济、家庭、个人因素进行深入思考。郑重声明,这种模式是狭隘的。结合影片中的悲悯情怀,也有一些居高临下的道德优越感,这是看惯了、看腻了情感类节目的观众所不喜欢的。

电影版《最后一根棍子》海报

作为重庆地区独有的职业,“棒棒”与长江三峡的船夫、北平城的人力车夫、泰山的挑山工、峨眉山的滑竿轿夫一样,都是特定的人文和地理环境下的产物。“棒棒”这一职业最盛之时,积聚在朝天门码头与解放碑附近的从业者不下数十万之巨。显然这已是相当庞大的社会族群,其组织形态即便松散,也绝不简单。而“棒棒”们的家庭出身、受教育水平、个人境遇等也自然是形形色色,并不适合一概而论。《最后的棒棒》仅仅提供了“棒棒”这一职业濒于消亡前夜几个并不具备代表性的从业者样本的素描,没有能力也没有野心予以人类学和社会学上的探讨,其实是浪费了片名,也浪费了拍摄期间积累的大量素材。

事实上,影片中记录的几根“棍棒”是否还能被严格称为“棍棒”有些令人怀疑。一般来说,“棍棒”的职业称谓是指使用带有系绳的竹签作为劳动工具,为不确定的客户提供重物起吊服务的个体体力劳动者。影片中的几根“最后一棒”,除了满足体力劳动者的特点外,还有多样化的谋生手段,而不仅仅是搬运服务。

《最后一根棍子》剧照

社会底层体力劳动者往往倾向于按日结算工钱,因此工作内容也常常应雇主的需求而随时调整。从影片所记录的内容来看,几名“棒棒”所从事的工种,涵盖了家政服务员、餐饮洗碗工、拾荒者与废品回收者、建筑工人等多个类别,“棒棒”更像是他们在尚未找到相对稳定的工作时,有一搭没一搭的“接闲活”,已经很难说是他们主要的谋生手段和收入来源。

影片展现了“邦邦”的职业活动,如拉客、爬山、搬运等,太短了。虽然可以说是“邦邦”行业日渐式微的现实真实写照,但也失去了其作为职业群体生存状态的独特性,这也让电影显得无关紧要。与其他聚焦中老年农民工的纪录片相比,没有什么新意和优势。

电影多少有刻意渲染“棒棒”们工作环境和居住环境的恶劣程度的嫌疑,即使导演本人亲自加入“棒棒”群体,与“棒棒”们同吃同住同出工。这种接近记录对象和“体验生活”的态度是诚恳的,但并没有因此而将影片带向正确的方向。除了让观众陪同导演一起与纪录片中的人物“感受苦难”,影片无法让观众真正了解片中人物的生活和内心世界,提供的不过是廉价的情感体验——即使这种情感体验是真实的,又打着“苦难”的名义。

《最后一根棍子》照片

影片有不少镜头让人印象深刻,但这些镜头中所展现出来的苦难,尽管是城市贫民困窘生活的“惯常”,却并不能归罪到“棒棒”这一职业上。影片开始不久,便安排下一个镜头,表现“棒棒”老黄用手为客户疏通洗手间管道时的苦、累、脏、臭。这一镜头通过引起观众的生理不适,激发起观众大掬同情之热泪。但这一镜头背后所暗含的价值取向,经不起细究——掏马桶当然是苦、累、脏、臭的体力活,但体力活只要合理取酬,一样光明磊落、一样值得尊敬。影片实质是基于“掏马桶是低贱活”这样的认知,而居高临下地给与被拍摄者带有施舍性质的同情。

对价值观态度暧昧的类似镜头不止一个。影片中的“棍棒”去餐厅“打包”剩菜剩饭,多日不沾油不沾肉。这个镜头当然让人觉得酸酸的,但“棍棒”们愿意这么做,摄影师和观众也不用用它来做“朱门酒肉臭,道路冻死人”之类的道德声明。此外,既然电影导演在开拍之初就向“棒棒”老黄解释自己是“师从”和“入行”,就不应该在是否作为“棒棒”分享两人收入的问题上推来推去。似乎摄影师从来不把被摄对象当成与自己平等的一方,而是处处不如自己,需要“卑微”和“受宠若惊”。——指出这一点不是质疑导演的善意。然而,经过多年努力普及科学,社会工作者逐渐帮助公众认识到在“扶贫”等社会工作活动中充分尊重和平等对待弱势群体的重要性。《最后的梆梆梆》在制作民生节目时依然沿用了上个世纪一些地方电视台的思维来制作悲剧叙事,即使这种思维纯粹是无意识的、潜意识的,从时代观念上来说也太落后了。

《最后一根棍子》剧照

即使并不应该不切实际地冀望一个出于个人志趣而进入纪录片行当的拍摄者成长为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影片的成品所暴露出来的团队在拍摄和制作上的业余水准,也还是让人大跌眼镜,不能用“努力”作为借口而搪塞过去。

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纪录片往往很难完全“出位”,除非是用针孔摄像机“异常拍摄”。关于“摆拍”的合法性,业内一直存在争议。但是《最后一棒》在一些镜头中过于明显,严重影响了电影记录的流畅度。

片中的多处对白场景,半生不熟的普通话与本地土话参杂,语速明显偏慢,人物面部表情也拘谨僵硬,即使不是出镜者在背事先编排的台词,也极可能是其在明知对话被录像的前提下,下意识地对自己的说话内容予以“包装”,无论其目的是为了“哭穷”又或者“自我美化”。观众无从考证片中所记录的情节究竟多少出于事实、多少出于虚构、多少是基于事实进行的“情景再现”,然而由于被拍摄者毕竟不是演员,“演技”生硬,识别起来倒并不难。例如,一处表现“棒棒”读书看报关心国内国外大事的叙事段落,便做作得异常尴尬;而另一处叙事段落,两名同住的“棒棒”因为吃饭和洗碗的琐事发生争执,烟火气息浓郁,一来一回的抢白,语速既快,用粗俗俚语夹枪带棒,也毫无情面,八成便是摄像机记录下的一次真实吵架,而没有人为排演的成分。

这部电影剪辑了400多分钟,只剩下99分钟了。如果观众没有看过剧,不可能知道删除的内容是祝语还是碎石。但电影版“弃剧”太多,几个“棍棒”被剪辑到镜头里,用于他们工作之外的家庭生活,无助于丰富人物的多维呈现,反而分散了观众的注意力,混淆了他们复杂的家庭关系。

影片中用来作为换场之用的重庆市区繁华夜景航拍镜头,想必是为了电影版而特意拍摄,却比广告公司拍摄的旅游宣传片还恶俗与缺乏审美——影片或许也想以此镜头和“棒棒”们所生活的自力巷形成对照,但并未收到反差效果。多处莫名响起的配乐和旁白,更是牵强和自作多情到要让人哑然失笑的程度。至于影片最后,突兀地用喊口号的方式进行主题拔高,更只会让观众尴尬。

《最后一棒棒棒》剪辑中的混乱和缺乏条理,也让观众不仅对影片中记录的人物留下模糊的印象,而且分不清谁是谁——除了一个叫何楠的“棒棒”。和其他几个逐渐变老的“棍棒”不同,何娜显然年轻了很多。何楠嗜赌、爱吹牛、食量大,拥有底层穷人的生存智慧,让人想起鲁迅笔下的阿q。何楠曾经因为饭量大而被自助早餐店老板娘“嫌弃”,却意外被“网上名人”公司青睐,一度成为“吃播”。这种荒诞的现实被电影匆匆拍下,其实很有深挖价值,只是可惜。何楠一个个打电话给朋友和朋友借钱,却被一个个拒绝。这段话虽然明显是摆拍,但也不乏黑色幽默——的确,他有一定的“演技”天赋。难怪在片中出现的各种“棍棒”中,他最能被观众记住。

《最后一根棍子》剧照

比起电影苦涩的基色,影片主段叙事之间,偶有夹杂的一些市井小“无赖”与小“无奈”,既可引起观众间或的笑声,也更见人性的复杂面,即使都是“小聪明反被小聪明误”的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电影中的“棒棒”们给卖往废品回收站的饮料瓶里灌水增重,收到假钞后想办法把假钞给花出去,这些小奸小诈的伎俩,虽然经不起道德考量,但观众多少会予以理解的同情。不过影片纯以看热闹的心态进行记录,很难说不是在放任观众可能会有的幸灾乐祸心态,“就这素质,活该当‘棒棒’”,诸如此类。

对《最后一棒》的无情批评,并不是质疑电影拍摄和制作团队的辛苦。但是,如果把努力用在了错误的方向上,那只能是白费力气。纪实文学之所以是“文学”,纪实电影之所以是一种特殊的电影类型,是因为它不是用笔就能写好,而是用相机,而是有自己的规律和门道。《最后一棒棒棒》在当代纪实文学和纪录片创作领域找到了一个有价值的话题丰富矿,但却未能关注到沙子,甚至连基本的真实记录都勉强做出,更谈不上对世界和人心的深刻洞察。

观众如果对“棒棒”这一职业人群感兴趣,倒不妨重温1997年的电视剧《山城棒棒军》。《山城棒棒军》曾热映川渝地区,尽管故事出自虚构,剧中的“棒棒”,无论是庞祖云饰演的“梅老坎”、赵亮饰演的“毛子”,还是王群英饰演的“蛮牛”、陈亮饰演的孟小渝,都是基于真实的“棒棒”群体而提炼出的艺术形象,各有性情,又各有代表性,真正践行了那句“艺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

电视剧《山城棒棒军》海报

《山城棒棒军》中的“棒棒”群体,多为进城务工的壮年农村剩余劳动力,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环境下,早已不被视作“盲流”,收入亦比务农提升不少,因此《山城棒棒军》的基调是昂扬的,如主题曲中所唱,“一根棒棒求生活,有盐有味不寂寞”。《最后的棒棒》所记录的年代是2014年,离《山城棒棒军》中故事的发生年代已经过去了近二十年,是“棒棒”行业被时代淘汰殆尽后所留下的尾声与余波,难免苦涩消沉。影片中人物命运的浮沉固然让观众揪心和牵挂,然而时代毕竟在进步,“棒棒”们栖身的自力巷被拆迁,换来高楼平地起与各人生活境遇的改善。电影最后的主题升华,虽然突兀得不像是真实的,倒有了几分小人物命运折射时代波澜壮阔进程的况味。如果将《最后的棒棒》视作对逝去过往的挽歌,挽歌过后,总还是历史掀开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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