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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房 探访临终关怀病房:生命在这里有尊严地“谢幕”

导语:中新网8月15日电在中国传统观念中,“死亡”一直是一个禁忌话题,但从出生到死亡,却是每个人都必须经历的过程,无一例外。我们生命的最后几个月会在哪里?你能得到必要的医疗服务和护理吗?如何有尊严地“拉上窗帘”?这样的思考似乎已经超越了传统的医学范畴,成为一个关乎人性和伦理的社会

中新网8月15日电在中国传统观念中,“死亡”一直是一个禁忌话题,但从出生到死亡,却是每个人都必须经历的过程,无一例外。

我们生命的最后几个月会在哪里?你能得到必要的医疗服务和护理吗?如何有尊严地“拉上窗帘”?这样的思考似乎已经超越了传统的医学范畴,成为一个关乎人性和伦理的社会问题。

北京老年医院护理病房张妮摄

离死亡最近的病房

暖色墙,暖色照片墙...如果不提前告知,很难把北京老年医院的护理病房和“死亡”二字联系起来。

然而,与普通病房不同,这里的所有病人都没有接受治疗的希望,可以期待他们的生活。他们中的许多人患有晚期癌症、心肺功能衰竭和肾衰竭。

与其他科室病房里忙乱的场景相比,护理病房更安静、更慢。更多的时候,医护人员拉着病人的手,轻声询问今天的身体状况。

你的胃口怎么样?你的精神状态如何?他们会观察并记录这些细微的变化。护士会不时与家人交谈,解释注意事项。

“对于现阶段的患者来说,我们治疗的目的不是为了治愈疾病,而是让他们感到有尊严。”护理病房主任蒋宏宁告诉记者。

蒋宏宁正在检查一名病人

2010年5月,北京老年医院安宁病房正式投入使用,是北京市首批提供此类医疗服务的三级医院之一。

蒋宏宁,1972年出生,从病房成立至今一直担任主任,坚持了近10年,期间送走了1000多名患者。

病房名称中回避了“濒死”二字,但在这里工作的医护人员可以说是最接近死亡的。

用护士长毛春梅的话说,昨天还在照顾的病人,往往第二天就去世了。刚来这里工作的年轻护士往往承受不了这样的事情。

但即便如此,蒋宏宁和他的团队仍然坚守在这个病房。病房的医生从至少2人增加到5人,护士达到15人,床位从最初的18张扩大到35张。

“死亡是每个人都要面对且无法回避的话题。患者及其家属都需要医疗机构为他们提供这样的帮助。开展临终关怀实际上是社会进步的象征。”江宏宁说。

护理病房里有一个专门的谈话室。本报记者张妮摄

最难的是对抗压抑和恐惧

在北京老年医院的护理病房里,有专门的谈话室和功能室。其中,功能室专门放置了一台跑步机和一辆旋转自行车。

“我非常喜欢运动。久而久之,我发现这是一种释放压力的方式,所以我会鼓励科室里的医生、护士、护工甚至家属有时间过来锻炼一点,让他们不要太压抑。”

在这样一个特殊的病房里,抑郁和沉重是不可避免的。蒋宏宁告诉记者,团队中几乎每个人刚接触这份工作时都有这样的心理过程。

除了医护人员,患者及其家属也有心理问题。有些患者入院时除了身体疼痛外,还有不同程度的焦虑、抑郁甚至自杀倾向。

如何减少负面情绪的影响,成为医院一直在研究的问题。

功能室的健身器材可以帮助减轻压力。本报记者张妮摄

“如何装修病房让它更温馨舒适?配备什么样的医护人员?我们已经考虑了所有这些可以想到的问题。”护理部主任邓宝峰说。

邓宝凤在选择病房护士时甚至考虑了自己的性格特点。如果所有的护士都太年轻,可能会受不了病房的氛围,所以她选择了“老、中、年轻”,甚至连护士都开朗外向。

“临终关怀不是简单的注射或药物。这是一个多学科团队,为患者及其家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我们需要的是团队合作。”姑息治疗和临终关怀专业管理委员会主任杨爱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这些年,在护理病房里,除了专业的医生和护士,医院还配备了药剂师、心理咨询师等专业人员。此外,社会工作者和其他社会力量定期来医院提供志愿服务,以最大限度地减轻患者及其家人的心理负担,对抗死亡带来的恐惧和抑郁。

病房走廊专门设计了一面温馨的照片墙。本报记者张妮摄

医护人员:送走病人的过程也是学习

在临终关怀病房,患者不会像普通病房的患者一样康复出院。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衡量,医生护士在治愈病人方面注定没有成就感。但对他们来说,送走病人的过程也是学习。

“住在这里的病人有不同的身份和经历。有些老人经常在精力允许的情况下和我们聊天讲故事,很有意思。”

毛告诉记者,这几年,她最大的感受就是每一位老人都不一般,他们都有丰富的经验,而她也从患者身上学到了很多有益的东西。

“有时,家属会在患者去世很久后回到医院,对所有医护人员说‘谢谢’。虽然他们没有治愈老年人,但在他们生命的最后阶段提供一些帮助和安慰是非常有意义的。”

毛说,因为见过太多的离别,她和同事们慢慢开始思考人生,如何生活,如何珍惜当下。

护理病房里的每个病房都以一朵花命名。本报记者张妮摄

临终关怀服务仍面临发展困难

从出生到死亡,是每个人都必须经历的过程。如何让每个人都有尊严地行走,不仅是一个简单的医学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

数据显示,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有2.5亿,占总人口的18%,残疾和部分残疾老年人有4000万。但相比之下,老年医疗机构、康复机构、护理机构和临终关怀机构的数量严重不足。

“2016年,我们自己做了初步调查。北京每年需要临终关怀的人数超过10万,现有的床位资源还远远不能满足这一需求。”杨爱民告诉记者。

一方面是巨大的需求缺口;另一方面,医疗机构自身在发展临终关怀方面也面临制约和困难。

如今,北京公立医院安宁疗护的收费标准仍沿用北京的床位费标准。但其实临终关怀需要提供一系列人性化的服务,不在收费范围内。因此,在现有机制下,医院是免费提供的。

“患者进入民营医疗机构,需要自己承担所有费用,但要想进入公立医院,就面临床位紧张的问题。”杨爱民说。

从专业团队建设的角度来看,国内临终关怀才刚刚起步。

据中国老年医学会副会长、中国生活照料协会副会长陈正介绍,目前国内临终关怀医疗服务还没有完全形成统一标准,各医疗机构也在“摸着石头过河”。标准化和正规化将是今后工作的重点。

“在一些发达国家,临终关怀已经成为拥有专门临终医生的职业,在我国还有很大的差距需要追赶。”陈正说。

北京老年医院护理病房。本报记者张妮摄

谈论“死亡”的禁忌正在改变

现实的迫切需求也引起了国家的重视。

2017年10月,首批国家安宁疗护试点在北京市海淀区等5个城市启动。今年5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通知》,明确在上海、北京西城区等71个城市启动第二批试点。

其中,完善标准规范、制定安宁疗护准入指导标准、明确安宁疗护用药指导及专家共识等都被列为重点任务。

“支付方式和标准是需要探索的重点内容。是按床收费还是按项目收费?参加长期护理保险还是医疗保险?如果参加医疗保险,在什么情况下可以进入安宁疗护病房?你进什么级别的医院?这些必须有准确的评估标准。”杨爱民强调。

此外,在他看来,另一个核心问题是建立临终关怀体系,包括设置三级、二级、社区和家庭病床。

“中国传统观念过去很忌讳谈论‘死亡’,但这是每个人都要面对的问题。现在观念在变,未来的服务也会逐渐跟上。”杨爱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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