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慕莎 西索讲坛︱高田时雄：法国汉学与汉僧西域行记

二战前的欧洲诸国之中，汉学最昌盛者无疑为法国。十九世纪上半叶，有雷慕莎与旅居巴黎的德国学者克拉普罗特，两人相互切磋，对法国汉学的勃兴作出了莫大贡献。此后，法国又陆续涌现出儒莲、沙畹、伯希和等大师，继承发扬了法国汉学的优良传统，贡献良多。上述前贤，即为法国汉学黄金时代的代表人物。雷慕莎之前，傅尔蒙曾开法国汉学之先河，为之奠定基础，但其水平仍然停留在汉学的萌芽期，难与雷慕莎及其之后的学者相较。

雷木莎

自雷慕莎开始的诸位法国汉学大师，对汉僧西域行记都保持着浓厚的兴趣。汉僧西域行记从而成为法国汉学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关于伊斯兰化以前印度及中亚的广袤地域的社会、文化等信息，只能从这些中文文献中获得，因此，这些材料自然受到了学者的关注。

幸运的是，从清朝康熙皇帝开始，北京朝廷的耶稣会士都是法国人——原因据说是康熙患疟疾时，被法国耶稣会士诊断开了药，用刚带来的奎宁治好了。因此，康熙对法国耶稣会士非常信任，他们定期联系法国的学者，不仅提供天文地理方面的调查资料，还送来大量的中国书籍。雷穆萨在法兰西学院的就职演说中强调，这些中国书籍无疑为提升法国汉学家的学术水平创造了条件。

在汉僧西域行记中，最为浩瀚、信息量最大的，当数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尽管其重要性已经为学人所知，但在雷慕莎与克拉普罗特的时代，法国国内尚未可得见《大唐西域记》。雷慕莎出于无奈，只能先将法显的《佛国记》翻成法文。在当时的欧洲，法国王家图书馆的中文收藏可谓首屈一指，而其中却没有《大唐西域记》，着实不可思议。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大唐西域记》一般被收入于大藏经中，并未摘出作为单行本流传，而当时王家图书馆中并未收藏大藏经，自然也看不到《大唐西域记》了。

1834年10月，克拉普罗特在柏林地理学会作“大唐西域”讲座。但此时他只能用《古今图书集成边塞后裔》中引用的片段和章节，无法得到整本书。

雷慕莎所译之《佛国记》法文译注题名如下：

foĕkouĕ·基,《你与游牧民族的关系:在鞑靼、阿富汗和印度的航行》,展览，第五卷。亚伯·雷慕沙。MM. Klaproth和Landress的新变化。巴黎。皇家监狱管理局，1834年。

法语版“佛教国家”

正如题名中所提到的，此书在雷慕莎殁后的1834年方才正式出版。法文译文部分，在雷慕莎生前已经由其本人完成，而注释部分，全四十节中雷慕莎仅完成前二十一节，剩余部分则分别由克拉普罗特及朗德雷斯两人补上，前者撰写的注释注明“KL.”，后者则注明“C.L.”。此书作为法国汉学界第一个汉僧行记的译注本，值得铭记。自此之后，翻译汉僧行记成为了法国汉学的传统之一。

然而，《汉书僧游记》中最重要的《大唐Xi于吉》的法文版直到1857年才出版。那一年，在斯坦尼斯拉夫·朱利安做好准备后，他出版了下面引用的那本书:

Mémoires sur Les Contrées occidentales, traduits de sanscrit en chinois, en l’an 648, par Hiouen Thsang, et du chinois en français par M. Stanislas Julien. Paris: Imprimerie Impériale, 1857-58.

儒莲

法语版《大唐西域记》

该书作为《大唐西域记》最早出版的一个欧洲语言译本而名声甚着，对后世影响颇深。为正确翻译《西域记》，儒莲还对梵文的汉字音译法进行过研究，其研究成果后来作为《解读和转写中文书籍中梵文名词的方法》一书出版。且儒莲在完成《西域记》法文版之前，已经翻译出版了《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题名如下：

《印度的生活和航行史》,载于第629卷第645页，原文为:....朱利安·斯坦尼斯拉斯。巴黎:imperie impériale，1853年。

在本书的序言里，儒莲所列举的汉僧行记如下：一、《佛国记》；二、《宋云行记》；三、《大唐西域记》；四、《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五、《大唐求法高僧传》；六、《继业西域行程》。这些着作可能是计划收录于儒莲大规模的《汉僧行记丛书》中的候选着作。儒莲本人只完成了《慈恩传》和《西域记》，其余着作的译注工作只能留待晚辈学者完成。他的这一构思则发端于更早的时期——1847年发表在《亚洲学报》上的文章中，他已经提及多部汉僧行记，并加以解说。

如前所述，雷木沙和克拉普罗特无法获得《西域记》的全本，而斯坦尼斯拉夫·朱利安则充分利用他的广泛人脉，共获得了三部《西域记》。这三本书中有两本是同一版本的，一本是1838年从Mainland China大使会议的传教士那里获得的，另一本是从英国前宁波领事罗布·雍那里获得的。正如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朱利安所说，它们都是“帝国版”，但从页数和带标点的描述来看，它们应该是嘉兴藏文书籍。至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为何将此版认定为“詹姆斯国王版”，无从得知。后来，他得到了一个细长的古代版本，应该是南方印刷和雕刻的藏经之一。从当时的流通情况来看，笔者认为是《永乐大典》的南藏文版。

儒莲的《西域记》法译本确实是第一部公开出版的欧洲语言译本。然而，在1845年，亦即在儒莲的法译本出版的十几年之前，俄罗斯学者瓦西里耶夫已经在北京完成了俄译本。全书十二卷，附有地图，似是马上可以交给印刷所出版的书稿，却长时间埋没在圣彼得堡俄罗斯科学院档案馆中，相当遗憾。俄国拥有每十年向北京派遣一次东正教使团的特权，相较于欧洲其他国家，在获取中国文献方面处于更有利的地位，而瓦西里耶夫则正是俄罗斯第十二届派遣团的成员之一。

首先继承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朱利安事业的是沙莎。他富有学识，涉及领域广泛，包括艺术、考古、石雕、宗教、突厥石等。沙溢以完成《司马迁史记》的法文翻译而闻名于世，《汉书·僧注》的翻译与注释也是其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沙希

沙畹所翻译的着作，首先是义净的《求法高僧传》——此书封面第一行标注Voyages des Pèlerins bouddhistes，清楚地表明他的工作继承了儒莲的计划：

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法国传统。巴黎:欧内斯特·勒鲁，1894年。

法国版《僧侣求法传》

此后，他又陆续翻译了《继业西域行程》《宋云行记》《悟空行记》等着作。除这些译着外，沙畹还撰文讨论相关问题，如Guṇavarman . T’oung Pao, 1904, pp.193-206; Jinagupta . T’oung Pao, 1905, pp.332-356; Voyageurs chinois chez les Khitan et les Joutchon, Journal Asiatique, 9e série, IX, 1897, pp.377-442, XI, 1898, pp.361-439等）：

我在印度继承了王位。befeo，1902，第256-259页。

Voyage de Song-yun dans l’Udyāna et le Gandhāra , BEFEO, 1903, pp.379-441.

巴黎人的旅程。―L ' itéraire d ' ou-k ' ONG，traduit and annoto par mm . Sylvain LéVI et Ed .查万斯，《亚洲杂志》，1895年，第341-384页。

这些着作篇幅不长，都发表在期刊上。其中最后一种，由沙畹与西尔万・烈维合着。身为印度学家的列维虽非汉学家，却精通汉文。他从《法苑珠林》中拾掇王玄策《中天竺国行记》佚文，将之译成法文并加以诠释，题为《王玄策出使印度考》，刊登于《亚洲杂志》1900年号上。1990年，西藏自治区吉隆县发现《大唐出使天竺铭》摩崖碑残字二十四行，为显庆四年王玄策第三次出使印度时途径此地所留，现已被批准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烈维此文当然不能用上这一新发现的材料，然而他亦尽其能事，搜罗当时可利用的一切材料，又求教于沙畹，使论文完备无缺。值得注意的是，《悟空行记》和王玄策《中天竺国行记》两书并不见于儒莲的计划之中，而是沙畹与烈维以两人之力从传世文献的大海中钩沉得来，由此亦可窥见此时法国汉学实力之雄厚。

西尔万·列维

沙畹和烈维的努力，使得他们在达成儒莲的原计划的基础上，还向学界公布了新的材料。然而法国汉学对这一领域的贡献并未止步于此。最后，笔者需要介绍的是伯希和的奇迹。

从1906年夏天开始，踏上中亚考察之路的培里奥特，于1908年2月11日抵达千佛洞。他先逐一考察洞窟，然后说服王道士从3月3日起在藏经洞查敦煌遗书。众所周知，他在山洞昏暗的煤油灯下选择了学术卷。除汉语外，还有藏语、于闻库语、苏特语、维吾尔语等语言，共约5000卷。现在藏在法国国家图书馆里的敦煌遗书，是佩里奥亲自挑选的。

其中有一件写卷，与本文主题关系最为密切：在1908年3月23日，伯希和在无意中发现了惠超的《往五天竺国传》！他在《旅行日志》中说道：“最后，特别是新发现的求法僧的记录。首尾已缺，但其对研究印度尤其是俄属土耳其斯坦、喀什和库车意义重大。这位无名作者在开元十五年十一月抵达了安西，我认为此人应为惠超。其所作《往五天竺国传》，在大藏经中被作为注释转引。此注释中提到的‘昆仑’与 ‘谢䫻’，亦见于此写本，用来表示Zabouristan的‘谢䫻’一词，由《唐书》可知仅在武则天即位以后才被使用，即约公元700年以后。”

佩里奥特在远征之前是河内法国远东学院的教授，也涉猎了当时的许多文学作品。他在《大藏经注》中提到了一百卷林慧的《全经音义》。《回潮五天竺国传》的音韵意义见第一百卷。林慧的《伊尹》是一本失传的古书，只收录在《科马索》中。当时世界上流传的可供普通学者使用的版本只有两个:日本延长三年的涩谷安百里学会的出版和东京焦红书院出版的《大日本校勘大藏经》的印刷本。不知道佩里奥特在远东学院看到的是哪个版本，但是佩里奥特在藏经洞读这本书的时候，凭借这么一个细微的记录，就能够认出这本书。这不是奇迹！

法国汉学对汉僧西域行记的关注和研究，发轫之始为雷慕莎，又以伯希和奇迹般的发现作为收场，诚可谓大团圆结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