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奶奶 碾米厂的七十年 爷爷奶奶的一辈子

祖父去世后，祖母一个人住在夏佳河边的老房子里。三年前，她能够一个人去市场，带回来四两罗勒蔬菜，在水里拌上酱和香油吃；前年，她拿着拐杖和一袋云饼去了江对岸江老太家。她叫左眼白内障的杨老太，三人五眼，加起来260岁，打“蹲”麻将；这一年，一提到风和日丽的天气，她就不得不振作起来，横下心来，一步一步地挪到夏佳河边，找块石头块坐下来，晒一会儿太阳，再一步一步地挪回来。有几次我在家里找不到她。我跑到河边，看到人们都坐得很好。看到我来了，她指着另一边的工厂。那是你爷爷的工厂。

岸边有码头的旧址，她补充道，我跟你爷爷，就是在此地下的船。 

在我的想象中，过去像一部黑白电影一样展开。68年前，我27岁的爷爷和22岁的奶奶在镇北火车站下车，用另一只手划到这里。当时是冬天，应该会有寒冷的北风。我爷爷是无锡人。他曾在惠山一家由英国人经营的铁厂工作。他有很高的理解力，喜欢思考问题。他能装配一台带三个vis的发动机。一个多月前，昆山新城碾米厂的大老板来无锡收购碾米厂，邀请我爷爷到他的工厂工作。老板当场找到一两个金矿，答应给我爷爷盖新房，每个月加100斤大米，等他一安顿下来就来。当时在江南，有钱人买得起米。我爷爷被诱惑了。

新诚碾米厂位于昆山县菉葭镇，吴淞江和夏驾河的交汇处。我爷爷下了船，去厂里一打听，老板已于一周前被“镇压”。

昆山解放后，人民政府镇压了一批犯下“滔天罪行”的地主资本家。新城老板因为生活作风被捕。据说他有过两个妻子，这充分暴露了他的剥削阶级本性。在仓库的角落里，我爷爷找到了老板生前购买的新碾米机，没人能开。

新房子和大米当然是没了影，我爷爷叹口气，打算带我奶奶返回无锡。厂里的工人劝他，老板不在了，厂子还在，你来都来了，干脆就在此地做工吧。

我爷爷在夏佳河边找到一栋老房子，请了一个泥瓦匠来修理，买了一张新床，和我奶奶住在一起。

这一年，人民政府以2000石大米的价格收购了新诚碾米厂，改组为中国粮食公司华东区菉葭浜碾米厂。公私合营后，更名为国营昆山县第二碾米厂，镇上人叫“国二厂”。

夏佳河是吴淞河的一条支流。始建于康熙三十一年的通济桥横跨大江，对岸是国二厂。米厂附近有一座元代留下的龙王庙。老人们津津乐道一个传说:年年干旱，庄稼不收。龙王的七个王子私下下过雨，却因为违反天道被砍成了七段。人们欣赏七王子的善良，在夏佳河边建了一座龙王庙。每年农历八月十八都会举行庙会。据镇上记载，庙会当天，仪仗队请龙王菩萨搭棚摆香案，并请曹太队上演唱戏、摇快船、掷竹篙、跳《断龙》，热闹几天。“断龙”是一种特殊的龙舞，由七具龙身组成，纪念倒霉的龙王七王子。相邻的家庭应该邀请亲戚朋友去剧院，吃“留在剧院的晚餐”。

菉葭是鱼米之乡，镇上有一条叫鹤塘浜的小河。自唐代起，乡民临河而居，逐渐兴盛，饭馆、药店、小吃摊、酒家、茶馆、客栈鳞次栉比，人称“菉葭老街”。镇志记载，北宋末年，老街有小弄20多条、寺庙21座、跨河桥7座、茶馆6家、书场2家，所谓“楼台红树顶，烟火绿葭浜”，绿葭就是菉葭。我爷爷奶奶来菉葭时，老街上最有名的饭店叫曹家楼，最大的茶楼叫陆万德茶馆，还有一家名为“陈万兴”的老字号糕食茶果店，专营桂花糕、云片糕、芝麻饼、枣泥饼、糖枣等小食点心，尤以糖枣闻名。“陈万兴”的糖枣以糯米制成，发酵后油炸拌糖，形似蜜枣，松脆可口，据说以前是做过贡品的。

我奶奶把新城老板给的一两个金块缝进我爷爷的棉衣里，可是到了年底，我爷爷把棉衣给了厂里的穷兄弟。当我奶奶发现后又去追她，她否认“没有金子”。

昆山县内共有五座国营碾米厂，国二厂的规模最大，装配了四砻十五机，每年可加工4万吨稻谷。放眼全省，也仅次于南京的集合村碾米厂。每年水稻收割季，一船船稻谷运到粮库，再经粮库调拨，送至国二厂的加工车间。稻谷经除杂、砻谷、筛选、碾白、再次筛选、冷却打包这几道工序，变成了大米。大米有各种级别，以粳米为例，100斤稻谷可以打出75斤“标二粳”，或者72斤“标一粳”。级别越高，产出率越低。最高等级的“特一粳”，100斤稻谷只能打出68斤。

20世纪50年代末，国家二厂正式职工有108人，被称为“108将军”。我爷爷可以坐在最高的星星前面。他入党了，被评为劳动模范，去县里领奖，胸前插着一朵大红花。他的工作更适合。解放前，他被称为“洋铜匠”。事实上，他翻来覆去，磨来磨去，刨来刨去，所有的车床都要打开，所有的机器都要修理。工人说哪个发动机坏了。我爷爷以前听着，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他是厂里仅有的两个八级装配工，另一个是厂长。厂长一个月84元，我爷爷74元，学徒当时工资16元。即便如此，钱还是不够，家里接连添了五个孩子。在最困难的时候，我爷爷宁愿向朋友借钱，也不愿行使车间主任的权力为自己谋取补贴。我奶奶半得意半无奈地告诉我，你爷爷以前很硬气。

他曾参与一项厂里的技术革新——砻糠发电，燃烧米糠以产生电力，推动碾米机运转，能省下不少柴油。昆山县总工会奖励他，安排他跟我奶奶去太湖边的工人疗养院住了三天，这是他俩来菉葭后第一次返回无锡。过无锡城时，两人特意去了趟“王兴记”，分着吃了一笼蟹粉小笼，“味道没变”。

我奶奶珍藏着一张养老院的黑白照片。她留着短发，坐在一块石头上。我爷爷穿着一件白色的确良短袖衬衫，站在她身后，看起来像是在眺望远方。背景是烟波浩渺的太湖。太久了，照片让人摸不着头脑，仿佛被无声的雪和雪花隔开。

高粱是单季晚稻，俗称“晚粳稻”，每年立秋前移栽，初霜前收割，生长周期约150天。农耕歌谣唱道:“千年迷离，秋分共绣稻。如果寒露中没有青米，初霜会一起浇，这意味着是寒露后初霜前水稻的最佳收获时间。除了大田水稻，当地还有一些独特的水稻品种，被农民称为“私人水稻”，如“老来青”、“金南丰”。我奶奶说“老转青”产量低，亩产500斤，但籽粒白，入口软糯，是大米的上品。新铺好的米简单洗一下，放在柴火灶上，用小草结塞进灶台。火苗散开，锅底受热均匀，米粒用水烧开，米汤逐渐变浓。停火后炖一刻钟，然后在锅底加入一两把凉粉和棉杆续火。煮出的粥浓稠糯润香。特别是飘着一层粥糊，带着微微的绿光，是米的精华。如果妈妈没有足够的奶水，她会用这种粥膏代替母乳来滋养宝宝。

“浮夸风”、“放卫星”的年代，每支生产队都声称自己的产量如何之高。通常的做法是，把几块地收来的稻子堆在一块地上，然后敲锣打鼓去公社大楼报喜。根据虚报上去的产量，粮食按比例拉走，小镇迎来了艰难岁月。我爸和弟弟妹妹们天天喊饿，我奶奶就从自己碗里扒出一口，再扒出一口。她自己饿得受不了的时候，学人家农民吃过青苔，连土一起，卷一卷送进肚子，有点像现在的寿司手卷。我奶奶说，菉葭算好的，附近有一个镇，上头批了救济粮，领导决定“压一压”，等农忙的时候再发。许多人就此没挨过去。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昆山县开始推广双季稻。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粮为纲”是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双季稻种植规模达到顶峰。双季稻100%种植在农田里。其他的都好，但最苦的是“双斗”——赶着收割前稻，7月下旬到8月上旬种后稻。日程紧，劳动强度大，高温酷暑，蚊虫蚂蚱难以想象。稍有延迟，立秋后天气转凉，后期水稻会垮掉，严重影响产量，甚至没有粮食收获。为了赶上进度，生产队长在黎明前吹响了警钟；日落之后，田头挂了一盏蒸汽灯继续夜战。一切都那么快，那么容易保存，一切都那么快。当时有一句口号:“早上是黄色，中午是黑色，晚上是绿色”，意思是早上还是黄澄澄的稻田。中午收割犁过，露出黑土。晚上，所有的幼苗都种好了。从远处看，到处都是绿色。

农民划着船，把稻谷送进粮库，等待加工成大米。双季稻是籼米，生长期短，口感粗糙，我奶奶说，吃到嘴巴里一粒一粒的，没有大米的味道。后来推广“早籼晚粳”，后季稻改种一种叫“苏粳”的粳米，但由于光照、生长时间不足，还是能嚼出渣渣来。即便如此，吃饱肚子依然是一件奢侈的事情。国二厂出厂的大米大多运到上海，再装箱出口，或换得外汇，或支援亚非拉兄弟。从前，一斤“特一粳”能换四斤老挝籼米，或者两斤加拿大面粉，改种双季稻后，国际市场上就卖不出好价钱。 

入冬前，农民收割最后一季水稻，再种一季大源小麦或油菜。一年三次，人不休息，地不休息。土地严重透支，“每种庄稼都是花，都要靠化肥”。农民挖河泥烧草木灰，想尽一切办法积肥。在田里稍微喘口气后，农民们划着水泥船去上海背粪水。一般来说，五吨水泥船配备两个强劳动力，十吨船配备四个强劳动力。顺风航行，逆风拉纤，日夜不停的工作，两天就能到达苏州河沿岸的粪站，来回要四五天。饿的时候烧稻草，煮一点长米饭，和咸菜萝卜一起吃，晚上睡觉的时候衣服放在稻草上。有人把一些鸡蛋藏在棉袄下面，趁机上岸和上海人交换粮票。换多少要看运气，有时候三个鸡蛋能换一斤粮票，有时候十个鸡蛋，最倒霉的就是遇到便衣。如果鸡蛋被当场没收，人们不得不跟着去。

一直到分田到户，农民才能真正决定种什么不种什么，双季稻就此在苏南销声匿迹。许多水稻老品种，如“老来青”、“金南凤”，此时已经难觅踪迹。

汤和浜已经被填平成一条石头街，河上的七座桥已经被拆除。曹家楼和刘万德茶馆相继关门。外婆最喜欢的“陈万兴”关上了门，陈家的后人戴着高高的白帽子游街示众。一群县城的红卫兵扒了龙王庙，后来这块地被并入二厂，70年代末又建了一个新厂。奇怪的是，里面的机床三天两头失灵。有人说龙的灵魂挥之不去，它出来是为了让事情变得特别。我祖父对此表示怀疑。一个月里的一个漆黑的夜晚，他带着几个工人上供，上了三炷香，偷偷向龙王的几个七王子顶礼膜拜。从那以后，机器再也没有无缘无故地坏过。

作为当时全镇最大的工厂，国二厂占地三万多平方米，正式职工两百多人，另有装卸队一百多人，年利润突破百万。除了主营的碾米业务，厂里还就地取材地生产一些副产品：砻糠用来发电，稻草可以做饲料，或压制成纸箱，附属的酒厂用碎米和白粞酿造高度数的“苏酿酒”。据说口感一般，也就本地人吃吃，关键是价格便宜。1987年底的全厂大会上，厂长宣布，明年职工的年收入将达到四位数。现场一片欢腾。

那是中国第二工厂最美好的时光。我爷爷收到了三套液化气钢瓶，一套给我爸，一套给我妈。每逢“五一”、“十一”、春节、中秋节，工会都会分发火腿、鲜腿、鸭蛋、大白鹅。整条鲱鱼不能吃，就放在油锅里炸，做成熏鱼，可以吃一两个月。此外，元宵节分发饺子，端午节分发粽子。工厂在太湖东山有水果基地。杨梅和枇杷上市后，用箱子运到车间。厂长邀请苏州的园林规划师设计了一栋古色古香的两层小楼作为会客室。竣工当天，附近的居民纷纷前来观乐。老人私下嘀咕，接待室“长得跟龙王庙一模一样”。

本地产的稻米越来越少，一包包东北、苏北的稻谷被卸下火车，装上拖船，运到国二厂码头，加工完再运出去。那几年，厂里的工人几乎吃遍了全国的大米，他们认真地争论，海丰的武育粳和南充的翡翠米哪个入口更软糯，虎林的长粒香和海兰的珍珠米哪个更适合煮粥。十年内，菉葭镇水稻种植面积减少了七成，油菜种植面积减少了九成，与此同时，工业总产值翻了十几番。不仅仅是农田在消失，农民也在消失，农家子弟或求学，或打工，以各种方式逃离田地。种地能挣几个钱？几代农民的梦想，是做个街上人。

到处都是热火朝天的工地，到处都是新房子。相比之下，老街安静破旧。晚饭后，老人搬了一把竹椅，三三两两地坐在门口，说着关于拆迁的闲话或谣言。

敲锣打鼓声中，我爷爷光荣退了休。

90年代粮食市场放开，乡镇企业兴起。来自世界各地的碾米厂蜂拥而至，而第二家国家工厂却落在了后面。我爷爷用了几十年的碾米机，换了几个螺丝，抹了点油，徒弟们继续用。昔日的“老大哥”连年亏损，优质米收不到，成品米卖不出去。我徒弟有时候带着一瓶酒来看我爷爷，他苦着脸说好几个月发不出工资。三杯酒下肚，他大骂领导“腐败”。

下岗大潮汹涌而至。在亏损了好几年后，全厂两百多职工陆续下了岗，根据年龄和工龄，领取一万五到两万五的“买断费”，从此跟工厂再无瓜葛。从此自谋生路，自己交社保医保，交到60岁，每个月可以拿两千五的退休金。

一个工人蹲在工厂外面哭，说这么大的工厂倒塌了。我的祖父告诉他，没有什么是他不能失败的。工厂不在了，生活还得继续，不是吗？他抬头看着我爷爷说你有退休金。你说起来容易。我又老又小。除了开碾米机，我什么也做不了。我每天睁开眼睛就花钱。告诉我，我该如何继续我的法律？

严格来说，国二厂“还在”，只是停产，不算倒闭。厂里还剩下四个人——厂长、副厂长、会计，还有一个看大门的。昆山的五座国营碾米厂，现状大抵如此。

我奶奶记得上个世纪末的一天，她在厨房的炉子旁忙碌，一听说桥要炸了，就跑过去看热闹。要炸的是通济桥。多年来，运送粮食的船只不断撞击石墩，使这座清代石拱桥土崩瓦解。拆除这座桥花了整整一个月。潜水员分批沉入水底，拔出打入淤泥的木桩，然后埋下炸药。一声巨响后，这座历经300多年的古桥不复存在。向东200米，一座新的水泥桥已经建成。

送我爷爷的那天，子女们没让我奶奶去火葬场，怕她撑不住。她一个人坐在院子里，不哭也不闹，一个人安安静静地折纸钱。她说老头子大手大脚，在那边没人管，要多烧点。院子里有一棵我爷爷亲手栽下的柿子树，年年秋天一树火红。我奶奶一生以我爷爷为骄傲，她心甘情愿地跟这个男人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白手起家，生儿育女。他是她的太阳。我爷爷在世时，两人没吵过架，没红过脸，唯一的一次埋冤，是我爷爷弄丢了那一两黄金。五三年为抗美援朝捐款，我爷爷把我奶奶陪嫁的首饰都捐了出去，我奶奶“一句话没说”。后来我奶奶上街买菜，常有陌生人对她翘大拇指，你家老头子是这个。 

那天从外婆家出来，突然有了一个想法，去参观国家二厂。

厂区静悄悄，野草在风中摇摆。阳光像一船稻谷，倾泻在荒芜的码头上。岸边有几个人在钓鱼。我走过一排青砖瓦房，那是国二厂的前身——新诚碾米厂于1913年建造的仓库。墙面斑驳，依稀可以辨认出“迎接……无产阶级……伟大胜利”几个大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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